中国古代文学史（十）——《诗经》的艺术成就

《诗经》的艺术成就

（一）《诗经》是中国现实主义的开端(《诗经》中的现实精神)

《诗经》关注现实，抒发现实生活触发的真情实感，这种创作态度，使其具有强烈深厚的艺术魅力。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一座里程碑。

《诗经》的现实精神，在国风和 “二雅”中，表现尤其突出。大雅中的周族史诗，真实地再现了周民族的发生发 展史，而在周道既衰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大小雅中的怨刺诗，表现出诗人对现实的强烈关注，充满忧患意识和干预政治的热情。箴戒国君大臣，抨击政治弊端，讽刺背德违礼，斥责宵小谗佞，身处乱世的诗人真实地记录下了当时腐朽、黑暗、世衰人怨的社会现实，而其中表现出的忧国忧民的情怀，进一步强化了这些作品 反映现实的深度。国风中的作品，更多针对战争徭役，婚姻恋爱等生活抒发诗人 的真实感受，在对这些生活侧面的具体描述中，表现了诗人真挚的情感，鲜明的个性和积极的生活态度。

(二)朴素自然的艺术风格

文学作品的艺术风格是与它所产生的时代和作者的思想感情不可分的。《诗经》主要产生于两三千年前我国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北方地区。由于自然条件限制，他们生活条件艰苦，生活朴实，养成了朴实、浑厚的性格，故重视现实而不耽幻想。《诗经》中的民歌，就正是他们的朴实生活和愿望的反映，是他们在各种遭遇下，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因此，这一艺术风格主要表现为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和真率地表达感情。无论是怨刺、征役、农事、爱国还是婚恋诗，大都紧贴现实，直面人生，表达真情实感，绝不无病呻吟。正如何休注《春秋公羊传》卷十六所云：“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这正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或现实主义精神的表现。

(三)抒情与写实的统一

首先，作者所抒发的情感是真实的。比如社会政治诗，作者往往是从自己的视角出发，去感受生活，表达爱憎。又如情爱诗，或是表达青年男女的恋情诗经是什么主义，或是抒发夫妇之间的挚爱，或是表现弃妇的怨愤伤心，"我口唱我心"，绝无矫情造作。

其次，作者抒发情感的方式是坦率的。

（1）表达相思，就直说"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2）抒发爱恋，则径言“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

（3）有了情感磨擦，就直抒胸臆：“子我不思，岂无他人。”

（4）爱情遇到阻碍，则呼天唤地。

（5）抒发夫妻间的相思，便直言“愿言思伯，甘心首疾。(6)表达社会政治情感的诗作也是如此，《秦风·黄鸟》抒发民众对秦穆公殉葬子车氏三子的愤慨，反复咏唱："彼苍者天！歼我良人"；

再次，叙事性的诗作中也饱含着作者的感情。如《七月》，按照月令顺序，叙述农夫一年四季辛勤繁忙的劳作，但是其中不时穿插如"无衣无褐，何以卒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这样的诗句，哀叹农夫穷困微贱的生存状况。

（四）通过分析文中的作品了解赋、比、兴的表现手法

《诗经》里大量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加强了作品的形象性，获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

1、所谓“赋”，用朱熹《诗集传》的解释，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这包括一般陈述和铺排陈述两种情况。大体在《国风》中，除《七月》等个别例子，用铺排陈述的较少；大、小《雅》中，尤其是史诗，铺陈的场面较多。汉代辞赋的基本特征就是大量铺陈。

赋是《诗经》中运用最多的表现手法。可以直接叙事，如大部分《诗经》。可以直接刻画描写，如《芣苢》可以直言其志和直抒胸臆，如大部分社会政治诗都是如此。

2、“比”，用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卫风.硕人》接连以六个比喻描摹卫庄公夫人庄姜的美丽等等，都是《诗经》中用“比”的佳例。另一种情形是整首诗用比。如《魏风·硕鼠》。

3、“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

朱熹说的比较确切：“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兴，原是民歌每章自然景物的形象化发端的方法。兴起也。有起头（或发端）和起情两个意思，诗人把触动了他的客观世界加以描绘，用做诗的开端，这就是兴句。它饱含着诗人的思想感情，形成情景交融的意境，增强诗的感人力量，是诗作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下文谈“兴”的几种用法：

Ａ、含有譬喻和象征意义

它既有引起下文的以端作用，又有比喻或象征事理的作用。如《邶风·凯风》：凯风自南，吹彼棘薪。母氏圣善，我无令人。（和风自南方吹来，风吹枣树成薪柴，娘待儿子般般好，我们儿子不成材）诗人歌咏“凯风”的温暖吹拂，把小枣树抚育成材，用以象征慈母对儿女的辛勤抚养。

又如《周南·桃夭》首章：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子之于归，宜室宜家（家庭和睦又美好）。

诗人歌咏桃枝的娇嫩多恣，赞美桃花的艳丽茂盛，象征姑娘正青春美好。同时人面与桃花相映，新婚的美丽更加突出，诗人的赞美之情也自然地蕴含在形象化中。又如民歌“东方红，太阳升”也是如此。

Ｂ、描写自然景物，衬托诗人所要表达的事理与感情。

如《秦风·晨风》：鴥彼晨风，郁彼北林，末见君子，忧心钦钦。（晨风鸟儿飞得快，北树林一片阴，末见丈夫，忧愁绵绵）

诗人描写晨 风鸟飞归北林的形象化为兴，兴句的形象化勾起了妇人思念征夫的心事，而使他心忧。因为晨风鸟犹能飞回丛林，而为奴隶主服役的征夫，却不能及时回家，她怎能不“忧心钦钦”呢？她的痛苦的相思和怨恨之情诗经是什么主义，是兴句形象化引起的，而又通过兴句形象化的反衬而更加深刻、鲜明。

Ｃ、描写自然环境，烘托气氛的兴句

如《秦风·蒹葭》首章节：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在一个秋天的清晨，诗人来到水边寻找自己心中的情报人，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一片白苍苍的芦花，上面还覆盖着一层露水变成的霜，显得格外凄凉萧飒，这是诗人所处的环境，也是兴句的形象化。那种凄凉的气氛，烘托了诗人“求之不得”的忧伤失望的心情，情与景自然地紧紧融为一体。

D、与正文之内容没有联系的兴句

如《唐风·采苓》第三章：

采葑采葑，首阳之东，人之为言，苟亦无从。（采蔓青采蔓青，在首阳之东，人们讲的话姑且不要听）

又如《小雅·鸳鸯》第二章：

鸳鸯在梁，戢其左翼。君子万年，宜其遐福（鸳鸯在桥上，收起左翅膀。君子万年寿，祝他洪福长）

这两例的兴句，在内容上很难找出与正文有什么联系，但在形式上它却起着开头和起韵的作用。上例的“葑”“东”“从”三字押韵，下例的“翼”“福”押韵。这类兴句在《诗》三百中占少数，但一直影响至今。比和兴都是以间接的形象表达感情的方式，后世往往比兴合称，用来指《诗经》中通过联想、想象寄寓思想感情于形象之中的创作手法。

由于“兴”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手法，后代喜欢诗歌的含蓄委婉韵致的诗人，对此也就特别有兴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陈出新，不一而足，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味道。

《诗经》中赋、比、兴手法运用得最为圆熟的作品，已达到了情景交融、物我相谐的艺术境界，对后世诗歌意境的创造，有直接的启发，如《秦风·蒹葭》，三章兴句写景物的细微变化，不仅点出了诗人追求“伊人”的时间地点，渲染出三幅深秋清晨河滨的图景，而且烘托了诗人由于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迫切地怀想“伊人”的心情。在铺叙中，诗人反复咏叹由于河水的阻隔，意中人可望而不可即，可求而不可得的凄凉伤感心情，凄清的秋景与感伤的情绪浑然一体，构成了凄迷恍惚、耐人寻味的艺术境界。

（五）优美和谐的语言艺术

（1）首先是重章复沓的结构形式。一是字词虽变而意义相同。二是改变字词后使诗章间形成意义上的层递关系。

复沓的章法（重章叠句），是《诗经》篇章结构的显著特点。《诗经》皆入乐，复沓的章法正是围绕同一旋律反复咏唱的最佳形式。这种形式主要表现为一首诗往往分为若干章，各章字句大致一致，仅仅变换少数词语，以适应反复咏唱之需要。

《诗经》对复沓形式的运用也是灵活多样的。有的有相承的关系，如《芣苢》各章间换几个动词，正好表现了采集劳动中收获物由少到多的进展过程；《采葛》写思人的怀念由“三月”、“三秋”到“三岁”，表示怀人情绪的日久弥笃，起着逐步加深的递进作用。有的则是平行关系，或起着扩展内容、各方面都述说到的作用，如《将仲子》，三章写三种顾虑，表现出她所受到的各方面的压力；或诗意始终如一，只起着尽兴发挥感情的作用，如《相鼠》，一口气骂下去，表现了情感的迸发和强烈。总的说来，这种结构重复中有变化，变化中有重复，正象音乐乐章不断出现主旋律一样，使主题突出，感情充沛，给人留下深刻鲜明的印象。

（2）其次，《诗经》以四言为基本句式。

《诗经》句式灵活。句型以四言为主，节奏为每句二拍。这种形式，与当时的社会生活和语言发展状况是基本适应的。尽管如此，其句型却并非一律，诗人们为了更好地适应内容表达和感情抒发的需要，往往灵活地变换句型，使之错落有致，长短相宜。清沈德潜《说诗晬语》中说：“《三百篇》中，四言自是正体。然诗有一言，如《缁衣》篇‘敝’字、‘还’字，可顿住作句是也。有二言，如‘鲿鲨’、‘肇禋’是也。有三言，如‘螽斯羽’、‘振振鹭’是也。有五言，如‘谁谓雀无角’、‘胡为乎泥中’是也。有六言，如‘我姑酌彼金罍’、‘嘉宾式燕以敖’是也。至‘父曰嗟予子行役’、‘以燕乐嘉宾之心’，则为七言。‘我不敢效我友自逸’，则为八言。短以取劲，长以取妍，疏密错综，最是文章妙境。”这对后世各型诗体的产生，无疑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此外，《诗经》的四言句虽偏于短促，但它在修辞上却常常加以变换，如采用设问句、问答句、排比句、感叹句等，使短促的四言句，不再感到单调局促，并无形中扩大了它的容量。

（3）再次，《诗经》节奏鲜明，音韵谐洽，有天然的音乐美感。

和谐的声韵是《诗经》又一特色，其作品节奏鲜明，声韵和谐，极富音乐美。但这并非人工雕琢，而是自然形成。正如明代陈第《毛诗古音考》附《读诗拙言》所云：“《毛诗》之韵，动于天机，不费雕刻，难与后世同日论矣。”在自然形成的和谐音韵中，当然也有规律可寻。

顾炎武《日知录·古诗用韵之法》中概括《诗经》用韵大约有三。一是“首句次句连用韵，隔第三句而于第四句用韵”（如《关雎》首章）；二是“一起即隔句用韵”（《周南·卷耳》首章：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三是“自首至末句句用韵”（《魏风·十亩之间》：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这些用韵形式，对我国古代诗歌韵律的形成起了重要启发作用。前两式成为我国格律诗的定格，第三也成为汉魏以后古体诗用韵的一格。特别是第二式在诗中隔句用韵（即偶句用韵），确立了后代诗歌用韵的基本形式。

（4）《诗经》的语言也很特色。一是词汇丰富。二是双声叠韵的联绵词和叠字的大量运用。

《诗经》的语言艺术历来被奉为典范。它在词汇、句式、章法、修辞和韵律等方面的创造性成就，对促进民族语言的发展和文学的进步，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诗经》词汇丰富，表现力强。早在孔子时代，它就被用作学习语言和政治伦理的教科书，对我国书面语言的统一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诗经》中不仅准确、鲜明、生动地运用了丰富多彩的名词、动词和形容词，而且成功运用了大量虚词。就实词言，杨公骥《中国文学》第四章《周诗的文学成就和历史价值》中言：“周诗中所使用的名词是很丰富的。仅以表示生物的词类计算，其中关于草本植物的有100种，关于木本植物的有54种，关于鸟类的有38种，关于兽类的有27种，关于昆虫和鱼类的有41种。……周诗中所使用的动词也是很丰富的。仅以表示手的不同动作的动词就有按、攘、抱、携、指、掺、挟、挹、握、提、拊、拾、掇、采、拔、抽、捣、搔、投、折、授、搏、招、击等50多个。”而至于形容词，如《生民》：“荏菽旆旆，禾役穗穗，麻麦幪幪，瓜瓞唪唪。”就虚词言，洪迈《容斋随笔》之《毛诗语助》言：“《毛诗》所用语助之字以为句绝者，若之、乎、焉、也、者、云、矣、尔、兮、哉，至今作文者皆然。他如只、且、忌、止、思、而、何、斯、旃、其之类，后所罕用。”可见《诗经》用词的丰富性，这既扩大了语言的表现功能，又标志着语言艺术的发展程度。

《诗经》还善于使用各种重言叠字、双声叠韵，大大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韵律美，更细腻地传达出诗人曲折细微的情感和物象的活泼情状。如“关关”写鸟鸣、“依依”写杨柳、“灼灼”写桃花、“蜎蜎”写野蚕等，无不传神穷貌。双声如“参差”、“觱发”、“栗烈”、“熠耀”，叠韵如“窈窕”、“辗转”、“崔嵬”等，使声调谐美，状物形象。关于此，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说：“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瀌瀌’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皎日嚖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虽复思经千载，将何易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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