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怒：诗歌的本质是找到未被语言驯化的自我
余怒，当代诗人，著有诗集《守夜人》《余怒短诗选》《枝叶》《余怒吴橘诗合集》《饥饿之年》《主与客》《蜗牛》和长篇小说《恍惚公园》。作者供图
“每一句话都是旧的，每一句话都是新的，以‘回归传统’的方式再一次抵达先锋。”
余怒在自己的诗集《蜗牛》中，以这样一种方式表达新旧。这里的新和旧不仅是关于语言的，也涉及文化和精神。余怒说，文学作品需要破除陈词滥调，写作者要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添加一些还未被过去的语言、过去的诗歌所说出的个体的体验。
诗集《蜗牛》由124首12行诗和124首9行诗组成，是一部具有整体构思，结构完整、形式统一的诗集。2019年9月，这部集子获得第四届袁可嘉诗歌奖·诗集奖。评委会认为《蜗牛》“既达到了对事物、场景、情感、经验的抽象，又保留了独特的感性魅力和语言魔力，也让事物和语言相遇之时所激发的神秘性得以充分展露”。
多年来，余怒创作了一系列风格独特的诗作。在《蜗牛》这本诗集里，余怒用旧的词写新的意，写出了一个生存在工业时代的小人物在自然中的感觉和感受。余怒认为，在陈词与滥调之间，破除滥调尤为重要，词的表象和意指通常都是很明确的，诗人的责任是在调上做一些创新，在精神的书写上多一些创造。
好的作品应当由作者和读者共同完成
关于什么是优秀的文艺作品，余怒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一部好的作品应当由作者和读者共同完成。作者要给予读者的是元素式的东西，读者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阅读经验去理解一部作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艾青诗歌的主要意象是什么，也就是一个参与作品的过程。这与“接受美学”深相契合。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作品的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要在读者的阅读中实现，而实现过程即是作品获得生命力和最后完成的过程。读者在此过程中是主动的，是文学创作得以最后完成的动力；文学的接受活动，不仅受作品的性质制约，也受读者制约。
每一位写作者都有自己的文学追求，余怒追求的是读者看完作品以后“百感交集，却不知从何说起”的效果。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试图还原读者对这个世界的感觉——人对这个世界的感觉原是很丰富的，但是有了语言以后，人们的感觉和思维像是马儿一样被驯化了，显得极度贫乏。这些年，余怒一直坚持和努力的就是找到这部分被语言抛弃、遮蔽、尚未被驯化、真正有诗意的东西，把它交给读者。他说，找寻它的过程也正是诗的本质。
诗人，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找到人对这个世界的感觉
所有古典的阅读方式，读者都想知道作者想说什么。余怒认为，告诉别人关于这个世界的一个道理，那是哲学家的任务；告诉别人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那是宇宙学家、天文学家的任务；告诉别人要怎么面对自己的情感和心理，那是心理学家的任务；作为诗人，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找到人对这个世界的感觉，找到未被语言驯化的真实的自我。所以余怒在诗中基本不告诉别人任何道理。他坚信，读者打开一个文本，看到一行行的诗，那个过程不叫阅读，而叫体会——体会一首诗，可以调动个体的隐秘经验。
同样不必挂在嘴边、记在纸上的还有传统。《蜗牛》的书封上印有一句话：“我绝口不提传统，因为我就在传统中。”余怒认为，写作者无须刻意强调传统，因为所有人都深受传统的熏陶。从小的时候父母长辈教我们说话识字到后来进入学校听老师讲课，无一不是文化的传输。我们不读《论语》，也可能知道“三人行，必有我师”；不读《逍遥游》，也可能知道“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换而言之，我们从生下来就在阅读庄子、孔子，只不过不是用书本的方式，而是用语言传递，这个学习语言、训练语言的过程就是一个继承传统的过程。在余怒看来，文学的最终目的是追求人的经验的自由表达，一个艺术工作者，尤其是青年作家最值得做也是最应该做的事情是创新，在阅读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努力为时人提供一种新的经验。
美学的观念是不断更替的，大众的审美方式也在不断发生改变。关于什么是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答案。一如上世纪80年代袁可嘉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曾对那一代的写作者产生过深远影响，改变了许多人的美学观念和审美习惯，如今，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学习方式的增多，高等教育对现代艺术的补位，人们对于美的定义更加多元化，对于美的捕捉和感受也更丰富了。这就对写作者提出了新的挑战，对他们的作品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诗人写作的目的，就是要改变读者对诗的模式化的认知
“一个现代诗人如何处理写烂了的题材和意象，如何让陈词旧句起死回生这是一件值得琢磨的事；既要使用人人熟知的公共语言，又要借此说出为语言所遮蔽的个体体验。”余怒说，这是他近些年写诗时所思考的问题和坚持的导向。
1998年，余怒曾以一篇《诗观十六条》阐明了自己写作的意图，提出了“不言说”“让诗自语”“非诗化”“混沌”“创新”等观点。
以非诗化为例，余怒始终觉得，就文学的更替来说，所有文体都要经历一个从文学化到非文学化再到文学化的过程，这个过程贯穿于文学发展始终。诗歌也一样，必须包含非诗化的成分。比如有新诗以后，大家都认为胡适、徐志摩、艾青、海子这些人写的是诗，但是在民国初期，胡适的诗也不被认为是诗。
诗人写作的目的，就是要改变读者对诗的模式化的认知，让他们知道诗不仅仅是那样的，还有别的样式，让他们从诗的固有概念里解脱出来。而混沌不是说把诗歌写得混沌一片，而是指诗人创作的诗歌没有人的安排。就像唐代诗人王维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它完全是一个自然体，自由地呈现，看不到人对它的判断和安排。至于读者能读到什么，因为个体经验的不同，会出现不一样的答案。
言及于此，余怒笑称：“不是说我不安排，人就没有对这个世界的感受了，我只是不主张把作者的感受强加于读者，而是认为应该调动读者的感受，指向他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让他自己去体会。”
当被问及诗人写诗应当诗以言志还是不必言志时，余怒对“志”的定义进行了区分。他认为，广义的“志”包含了人的所有感受和想法，应当言；但是狭义的“志”仅指对世界有价值、有意义的看法，不必言。
余怒强调，语言是文化的负载和一部分，它在敞开的同时也在遮蔽。与言不言志相比，他觉得诗人更应该从现有的条条框框里摆脱出来艾青诗歌的主要意象是什么，像古人一样锤字炼句，将语言、思维习惯造成的感觉的固化和表达的限度打破，向读者提供对这个世界的不一样的感觉。
诗歌是文学的一个类别，文学最终是人学。不管诗的形式和观念如何变化，文学的本质是人的自由表达。余怒坚信，既然是诗，肯定有一个最终被认定为诗的东西，这个东西也就是自由的度。但这个度到底在哪里，即便是致力于现代汉语诗艺探索多年的他也说不上来。他猜测，这个度就在诗和非诗的最佳分界点上——当然，这需要更多的实践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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