够穷才能写出好文章?_欧阳修提出诗穷而后工说这里的穷应该指诗人
十多年前，文艺界和鸡汤届特别流行一个说法：穷而后工。
“穷而后工”本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理论命题，由大名鼎鼎的宋代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欧阳修第一次明确提出，大致意思是，经历了郁郁不得志，才能在文学创作上才能取得成就。
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余秋雨文化散文的大行其道刮起一阵“文人风”。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神价值，以及古代文化名人的思想与精神被重新凸显、歌颂。
一篇广为流传的《苏东坡突围》中，余秋雨以“乌台诗案”为线索，书写了苏东坡经历的苦难，以及对苦难的超越。
诗人在人生谷底时的作品，达到了个人创作生涯乃至整个文学史的巅峰，成为穷而后工的代表。
纵观中国文学史，从杜甫到到曹雪芹，从老舍到路遥，还有无数叫得出名字的大家，他们的励志故事写在杂志和散文中，被收录在作文素材里。
这些“穷而后工”代表人物在被广泛传播的同时，让人轻易得出一个结论：作家现实生活中的不幸经历，往往成就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
其实不仅限于文学，也不限于国内，整个世界艺术的创作史，似乎也是一部人类的受苦史。
茨威格的知名传记作品《人类群星闪耀时》中记载的“人类群星”们，多是在生命失败和悲情的时刻，激荡出传奇的艺术火花，从而名垂千古。
茨威格笔下：江郎才尽的作曲家亨德尔，垂死病中写出《弥赛亚》；俄罗斯的良心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历了磨难而幸存后，发生了思想的伟大转折；伟大诗人歌德饱受“爱而不得”的痛苦，达到创作高峰……
茨威格在写歌德被“失恋”激发出磅礴灵感的时候，引用过一句话：
是这支刺伤他的梭枪本身治愈了他。
从痛苦中汲取力量，于伤口开满鲜花——不管是从人生启迪意义上，还是从审美意义上，都是全世界通行的对苦难的理解方式。
尤其是艺术创作，本来就被视为心灵的孤独之旅。
曹雪芹在家道中落后感受到人情冷暖，梵高在精神崩溃边缘画下了《星月夜》，而你在每一次失恋的时候，最像一个诗人或小说家。
伤心的经历、人生的低谷，更容易带来丰富的灵感，深厚的阅历，以及直击心灵的感悟。
“经济状况对创作的影响”一直是个充满争议性的话题。
有不少人认为，艺术家只有在默默无闻、过苦日子的时候，创作才是最有灵气的。等他们功成名就了，沉溺于富贵温柔乡，反而变得懒惰、套路和敷衍，作品也变得自我重复，少了勇敢和真诚。
| 电影《日落大道》
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没有物质保障，怎么去搞艺术呢？
大作家海明威的看法介于两者之间：钱不能来得太早，否则会难以拒绝诱惑；但如果已经确定以写作为一生志向，那还是要有稳定的经济保障。
如果钱来得很早，而你爱写作又爱享受生活，就会需要付出很多努力来拒绝这些诱惑。一旦写作成了你最大的恶习，同时也带来最多的愉悦，那就只有死亡才能阻止它了。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保障帮助会很大，因为它免去了你的种种担忧。担忧能够毁灭写作的能力。健康状况的糟糕程度和担忧的多少成正比，而担忧会攻击你的潜意识，破坏你的储备。
海明威，《海明威：最后的访谈》
如今我们讨论“穷而后工”的问题时，会发现大众心理的两个有趣变化。
第一个是当代人对苦难的认知，曾经提倡“感谢苦难”“苦难是一笔财富”的我们，逐渐开始反思苦难教育。苦难可以磨练一些人，但同时可能能毁掉更多的人。创作道路上受到的冷落、孤独和穷困，或许是不少炽烈生命的“不能承受之重”，也是彻底浇灭理想的一盆冷水。
相反，优渥的生活，幸福和温暖的环境下，反而能让创作更加开阔、自信；能够不考虑这么多现实问题而自由发挥和大胆尝试。
第二个与之密切相关的变化，就是大众对文艺作品的认知。纯文学和纯艺术时代悄然逝去，相比起严肃和痛苦，更容易被接受的是轻松和愉悦。
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已经不会被严肃的东西打动了，但一些关键性的人生命题，大多已经收敛起了冒犯和刺痛的外表，用一种“无痛”形式被包裹，才能触及生命的某些真相。
最终获得成功的创作者，往往选择用调侃或释然的语气忆苦思甜，消解了自己“苦难幸存者”身份背后的惊心动魄和九死一生。
看到这里，大家还认为“穷而后工”是艺术创作的“真理”吗？《思想与文学》一书欧阳修论作文，回归到这个词最初的内涵，以及历史上引起的种种争议。
01
“诗穷而后工”说的源头，我们可以追溯得很远。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中名句可谓是无人不知、甚至无人不会背诵：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此人皆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司马迁所以反复发为此论，无疑主要是缘于遭遇李陵之祸、“身毁不用”的严酷现实。所谓发愤著书，是因为不得志，故抒其愤懑，“思垂空文以自见”，即著书以见其志。
不过，这里司马迁提出发愤著书说的思想基础，显然是儒家的“三不朽”观念。既然不能立德、立功，退而求其次，立言才成为其所追求的目标。所以，发愤与著书之内容的关系，少有涉及。
唐代诗人韩愈在为裴均、杨凭所作的《荆潭唱和诗序》中论：“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与韦布里闾憔悴专一之士较其毫厘分寸，铿锵发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谓材全而能巨者也。”
这里固然有受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影响的因素，但韩愈却选择了一个有趣的角度，他更多地强调了著书的内容，即“易好”的是“穷苦之言”，而非“欢愉之辞”。
不过，之所以“穷苦之言易好”，似乎并非因为发愤，而主要是“韦布里闾憔悴”之士往往能够“专一”于创作的缘故。
这其实很好理解，有钱人的选择更多、诱惑也多，乱花渐欲迷人眼；又怎么能沉下心来把自己困在书斋里、局限于笔墨文字之间呢？
在中国文学史上，明确提出“诗穷而后工”说的，是欧阳修。其《梅圣俞诗集序》曰：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
“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在《梅圣俞墓志铭序》中，他再次重申了自己的看法：“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盖非诗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之说，到韩愈的志存诗书、搜奇抉怪和不平之鸣的议论，再到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的观点，人们对问题的认识无疑更进了一步。
因为在欧阳修看来，诗所以能“穷者而后工”，不仅在于穷者能专一于文学创作和搜奇抉怪，更在于其在政治上既然不得志，不免“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于是“兴于怨刺”，“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
“穷”而专一精思，穷而“感激发愤”“兴于怨刺”，文学创作上才会有成就。这就是欧阳修“诗穷而后工”论的内涵。
在这里，“诗穷而后工”与“诗可以怨”首次明确地联系在了一起。
02
细加考察，我们不难发现，欧阳修早年提出的“诗穷而后工”的看法，实际上并非泛泛而谈，而是有其具体指向的，那就是皆为密友梅尧臣而发。如他在赠梅尧臣的诗中说：
“梅穷独我知，古货今难卖。”
事实上，梅尧臣的穷困不遇主要是北宋党争影响的结果，欧阳修“诗穷而后工”之论又专为梅尧臣而发，则诗穷而后工论，其实是北宋党争背景下的产物。也就是说，欧阳修提出此论，背后是有特指的意图和目的的。
但随着此论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确定下来，逐渐成了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文学批评，也成了劝慰政治上不得意之人的常用的措辞。
比如王安石以诗答陆经，有谓：“高位纷纷谁得志，穷途往往始能文。”又曰：“非诗能穷人，穷者诗乃工。此语信不妄，吾闻诸醉翁。”
诸人所论虽也都有各自特定的原因，然审视问题的角度，无疑都与欧阳修相同，承继了欧阳修的看法。
但有赞同的，也就会有人持反对意见。清人袁枚举出了反例：“诗始于皋夔，继以周召，而大畅于尹吉甫、鲁奚斯诸人。此数人者，皆诗之至工者也，然而皆显者也。”
钱大昕则认为，诗乃出于天性自然，志趣所之、不得不发为工。
清初的吴兆骞还曾以自己的不幸遭遇为例，反对“诗穷而后工”说。其曰：“古人之文自工，非以穷也。彼所谓穷，特假借为辞……惟其工，故不穷而能言穷，惟其穷，故当工而不能工也。”
吴兆骞曾以顺治十四年（1657）科场案被遣戍漠北宁古塔二十三年，其内心的愤懑哀苦可想而知；简单来说，就是他实在太惨了！惨到根本说不出任何话，更没有心情想著书写作的事情。
他在这里也说出了另一个道理，即穷困不遇也应有限度，否则穷而且贫。
如鲁迅先生所说，陶渊明所以能作诗是因为他还有酒喝，假如他真得饿昏了，恐怕也无此雅兴的。
穷达与文学创作的题材、主题的选择与工拙究竟有无必然的联系？怨愤讥刺、悲愁凄婉的作品是否一定比歌功颂德之作更易于成功？
在今天看来，逆境往往可以使作者更为客观地面对现实，更真实地反映现实和抒写自己的心灵，更专力于诗文的创作，因而往往能写出更好的作品，但是，在穷达与工拙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也是显而易见的。
因为决定作品的好坏和工拙的，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因素。
03
坎坷兴怨，发愤著书，穷而后工；然或出于同情，或聊以自慰，或借他人之酒自浇块垒，遂又有“诗穷而后工”的逆命题：人以诗而穷。
如苏轼即谓：“贵、贱、寿、夭，天也。贤者必贵，仁者必寿，人之所欲也。人之所欲，适与天相值实难，譬如匠庆之山而得成，岂可常也哉。因其适相值，而责之以常然，此人之所以多怨而不通也。
至于文人，其穷也固宜。劳心以耗神，盛气以忤物，未老而衰病，无恶而得罪，鲜不以文者。天人之相值既难，而人又自贼如此，虽欲不困，得乎？”
这里无疑有为朋友鸣不平的缘故，然兼容儒道，识见较为通达，自可见苏轼思想的本色。
明人王世贞承前人之说，衍为“文章九命”。所谓文章九命，即：“一曰贫困，二曰嫌忌，三曰玷缺，四曰偃蹇，五曰流窜，六曰刑辱，七曰夭折，八曰无终欧阳修论作文，九曰无后。”更是把“诗能穷人”的看法夸张到了极点，未免偏颇。
“诗能穷人”也有其反命题，即“诗能达人”。比如陈师道并不反对“诗穷而后工”，也不反对“诗能穷人”，然换从“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角度思考，此时之穷，又何尝不是彼时之达，故谓诗亦能达人。这固然是旷达之论，然个中的哀怨无奈也是显而易见的。
有意思的是，受中国古代士人的影响，“诗穷而后工”说在域外也颇为诗人们所关注。
例如朝鲜士人就对此进行过争论。他们多不赞同“诗穷而后工”说。因为在其看来，欧阳修之说既是有激而云，则无论是“穷者而后工”还是其逆命题“诗能穷人”等，就都不够妥当。如车天辂认为，诗之“工拙，才也；穷达，命也。才者在我，而工拙之分天也；命之在天，而穷达之数，夫岂人力也哉？”
所以，“工者自工，拙者自拙，穷者自穷，达者自达。”
与中国古代士人的不同在于，他们认为诗的工拙更多的是与人的才能大小密切相关的，而穷达则无与于诗。
总之，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某种文学理论和观点的提出，当然有文学自身发展的原因，但往往也有其产生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和背景。
离开了这些条件和背景，恐怕我们不但不易理解某种理论提出的真正原因，也难以完全把握它的内涵。“诗穷而后工”说适为其一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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