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皇族到贵族——赐姓源氏的诞生
文/emiya
对日本史稍有了解的人基本都知道日本史上有所谓“源平藤橘”四大姓，而战国时代的爱好者们想必对于各家大名分别出身于哪一家都如数家珍，甚至对诸如嵯峨源氏、清和源氏等源氏的流派区分与五摄家九清华等公家的家格等都比笔者有更详尽的了解，因此本文对于中世以后的话题不会多做涉及，而仅将话题限制于奈良时代至平安初期，简单介绍赐姓源氏出现的原因，并探讨时人对以赐姓源氏为代表的贵族的看法。
臣籍降下
想必大家都知道源氏是由皇族臣籍降下而形成的，但是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开臣籍降下之先河的，其实并非源氏，源氏；律令体制下，宗室皇族随着世代的推移，与本宗间的亲疏关系逐渐疏远，至五世以后就不能再以皇族自居而赐真人姓，试举多治比氏为例：多治比氏是宣化天皇的三世孙多治比古王之子，赐真人姓降为臣籍，初代多治比嶋一度官至左大臣，位于诸臣的顶点，此后几代多治比氏也一直担任高官，这可以算是律令制规定下臣籍降下的典型；而盐烧王的臣籍降下则与皇位继承的纠纷有关：盐烧王是新田部亲王之子，天武天皇之孙，以血缘来算仅是二世王，更是有人一度试图立他为皇太子，他被赐姓真人降为臣籍，改名为冰上盐烧的原因则是政治斗争的失利，此后他更是因为参与谋反被杀。这些都是奈良时代臣籍降下的先例。
到了桓武朝，更是出现了像长冈冈成与良岑安世这样，由皇子直接被降为臣籍的例子，这主要是因为桓武天皇子嗣众多，因此像他们这样生母卑微的皇子就没能得到皇子的待遇。之所以会出现这个情况，或许是由于桓武天皇眼见圣武天皇因为没有留下男子，以至于奈良时代后期围绕后继者问题动荡了数十年，所以广泛播种以求皇嗣不断绝的缘故。
或许是因为前朝围绕皇位继承的动荡给他们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此后连着的几任天皇都留下了诸多子嗣，这就出现了另一个问题，也就是这群子嗣的安置。按照规定，亲王与内亲王根据品秩需要获得规定数量的封户，刚出生的无品亲王就有二百户的封户，此后随着叙品还会逐渐增加，此外还有各种财政上的优待以及家政机关的人员配置等一系列问题，而突然间出现爆发性增长的亲王数量使得日本直接面临巨大的财政负担。个中缘由其实很好理解，日本的封户制度基本是参照唐制制定的，然而不像唐王朝有诸多需要分封的贵族与官员，不算位封职封等根据官位与官职获得的封户，日本能够获得封户赏赐的除了藤原氏等极少数贵族之外就只有皇亲了，因此日本没有像唐一样出现“食实封”的制度。所谓的食实封，简单而言就是一个官员实际获得的封户数量与他名义上获得的数量之间有差距，借此唐王朝能够实现在官员间更细致的分等。例如一个食封千户实封百户的某甲，一个食封千户实封二百户的某乙贵族姓氏有哪些，与一个食封二百户实封百户的某丙，暂且不论他们在其他待遇上的差异，仅从食封与实封的差异上就能明显看出三者间的等级差异，同时国家还顺便节省下了一笔钱；而日本情况则不同，首先日本的集权程度远不能与唐王朝相比，律令国家的地方支配基本完全依赖在地旧豪族，豪族的势力与唐王朝相比要强大得多，旧豪族的经济实力使得他们不依存于皇族的赏赐，反之奈良时代豪族贡献私财的记载屡见不鲜，因此日本没有出现食封与实封的差异，而另一方面日本经济规模与唐王朝也完全不能相比，唐王朝天宝年间实际掌握的人口数约为5000万，而同一时期的日本总人口据推算估计只有不到500万，律令国家实际能够掌握的人数更是远远不够此数，以不足唐王朝十分之一的经济规模和远较唐王朝原始简陋的财政机制，当时的日本无力负担这突然出现并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将持续增长的一大笔开支也是可以理解的。而源氏的臣籍降下最主要的目的就在于解决这一财政上的巨大负担，历次的相关诏书中都明言了这一点，而源氏出身之初的叙位就直接从六位开始，这基本是最高的荫位待遇，足以保证源氏出身的人位极人臣的可能性。
附言一句，源氏与平氏同为平安期臣籍降下时的常用姓，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赐姓源氏的对象是亲王与亲王子，而平氏则是三代王及以下赐姓时所常用的姓，因此如果非要在两者间比个高低，那么初赐姓的源氏显然要比平氏的地位高一些，这一点从平氏的发迹者都是从在地豪族中发展壮大而来也可见一斑。
图：源平二氏系图
贵族与“贵种”
九世纪以来，源氏与藤原氏凭借其出身背景，家族内常年有人位居高位，这自然引起了一些下级官僚出身者的不满，于是他们开始使用一个词来称呼这些人，也就是“贵种”。黑田俊雄在提及中世的身份等级制度时曾经提到过“贵种>司、侍>百姓>下人>非人”的身份构成，认为这一基于出身差异而形成的等级差距是中世社会的特征，甚至认为与印度的种姓制度有类似之处。这一观点与描述是否准确暂且不论，在此仅简单介绍由“贵种”一词中能看出的认识变迁。
最初使用“贵种”一词的是文章道出身的官人，与源氏及藤原氏相比，他们的出身要卑微得多，而在汉文典故的熟悉程度方面，显然他们有天然的优势。以现在的汉文语境我们也能体会到其实“种”字不是什么好字眼（大家可以回想一下那些带“种”字的骂人话……），这一点其实古已有之，“种”字解释为血缘传承时用来描述的对象基本都是异族与犯罪者又或者是牲畜，同义词中显然“胤”等的表意要正面得多；而文章道出身的官僚们多次使用“贵种”一词称呼藤原氏与源氏出身者，这不禁让我们感觉到了淡淡的恶意与文人占嘴上便宜的酸味……以下试举几个例子。
弘仁年间出台了一条规定，决定参照唐制，大学寮的学生应从三位以上的子孙中选拔，而不从平民出身中选，文章博士都腹赤上表抗议“高才未必贵种，贵种未必高才”，这也是“贵种”一词在日本的初见；
菅原道真被任命为右大臣时照惯例要先辞让数次，在其中的一次上表里提及自家出身时自称“臣，地非贵种，家是儒林”，因为天皇的多次破格提拔才有了今日的地位，以高龄出任右大臣，与一群出身高贵年纪轻轻就身居高位的藤原氏难以相提并论；
藤原仲平担任左大臣时，同样要依照惯例上表一番辞让，这时文章道出身的大江朝纲代天皇执笔回复，提及藤原家出身时说到“纵云侯王无种，已知公卿有门”；
……
九世纪至十世纪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无一例外都是文章道出身人士用来称呼藤原氏与源氏的人，在这其中我们能明确地感觉到文章道的自我主张：“与这些出身高贵的人不同，我们是凭借真才实学努力工作才有了今天的地位”；而有趣的是，无论最初使用“贵种”一词的文章道官僚们是否有暗讽之心，经过几个世纪的沉淀，以藤原氏为代表的贵族们开始使用“贵种”一词称呼自己，“贵种”从一个最初明显带有贬义的汉语词汇，变成了一个不含褒贬甚至用来夸示高贵身份的和制词汇。只是看着院政期之后以“贵种”自居的藤原氏之时，想起这个词的原意贵族姓氏有哪些，身为中国人难免仍会忍俊不禁。
参考文献
林陸朗：「賜姓源氏の成立事情」、『上代政治社会の研究』、吉川弘文館1969年
藤木邦彦：「皇親賜姓」、『平安王朝の政治と制度』、吉川弘文館1991年
黒田俊雄：「中世の身分制と卑賤観念」、
同：「中世の身分意識と社会観」、『黒田俊雄著作集6』、法蔵館1995年
安田政彦：『平安時代皇親の研究』、吉川弘文館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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