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上世纪60年代进行的农业论文
农业论文范文第1篇
（1）通过强化采集来保证食物供应；（2）增加劳力投入；（3）强化领土意识；（4）减少群体之间的食物分享。人类借鉴动物觅食的习性和规律，采取定居和半定居的方式，通过严密组织、强化劳力投入、利用各种技术来开拓、利用和储藏食物。因此，中石器时代是利用经济向农业生产经济转变时期，是农业的发轫。究其原因，正如美国考古学家博赛洛普《农业发展的条件》（1965年出版）和美国考古学家科恩《史前期的粮食危机》（1977年出版）的论点：农业起源是对资源短缺和人口压力的一种反应。
二、农业起源的发展阶段。农业起源应该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即农作物栽培的起源和原始农业的兴起。农作物栽培的起源是指野生植物经过人工筛选后成为栽培植物，该阶段人类社会的经济、文化变化不大。原始农业的兴起是指农作物的种植已经达到一定的规模，成为先人重要的生计从业活动，进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栽培作物起源先于原始农业的兴起。
三、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农业起源中心区之一。最早从理论高度阐释农业起源的苏联植物学家瓦维洛夫分辨出8个农业起源的中心，它们是：中国（136种植物）、印度（117种植物）、近东（83种植物）、委内瑞拉高地（49种植物）、安第斯山（46种植物）和苏丹—阿比西亚（38种植物）。中国的农业起源，一是以种植黍和粟两种小米为代表的北方旱作农业起源；二是以种植稻谷为代表的南方稻作农业起源。考古工作者通过碳十三与氮十五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和植物浮选法等，对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和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的研究结果证实，中国栽培稻起源时间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通过对内蒙赤峰西辽河上游地区兴隆沟遗址的研究，目前学术界认为，栽培粟的野生祖本可能是狗尾草或谷莠子，栽培黍的野生祖本可能是铺地黍或野糜子，这四种植物都是现今常见的田间野草。兴隆沟遗址可能是粟和黍的起源地，距今8000年左右。
总之，农业起源对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影响是使人口大规模的集聚，利用群体的智慧和力量来改造自然，促进社会结构向高层次演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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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乃诚：《中国史前稻作农业概论》，《农业考古》，2005年
论文关键词：农业起源考古
农业论文范文第2篇
农业起源作为人类学、民族学、生物学及考古学等学科的研究课题，已有150多年的历史，并且在20世纪，成为了考古学研究的最主要的课题之一。该问题研究范例由于受各自时期的人文科学、考古学的研究范例的影响，分别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20世纪60年代存在几次大的转变：20世纪初之前的文化进行理论影响下，主要研究农业在进化的文化阶段上所处的位置及其对人类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影响；20世纪初到60年代主要在环境模式下研究农业起源的过程；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文化生态学等理论指导下不仅研究农业起源的过程，并且着重讨论起源的动力机制问题。在每种范例之下，不同的学者又提出了各自不同的假说。
1．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
19世纪是进化论流行的时期，并且在人类的历史上最早的人是狩猎者这种观点已被广泛地接受，因此这一时期主要讨论的不是从食物采集到食物生产的转变机制是什么、在何种情况下这种适应性转变受到影响等问题，而是动、植物驯化哪一种最早出现、它们在进行的文化阶段上所处的位置及各自的影响问题。⑴当时的许多学者认为动物驯养和游牧业先于植物栽培。摩尔根即在其《古代社会》中指出，东半球的畜牧业早于农耕业，农业种植更多地是源于驯养动物的需要而不是人的需要。⑵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狩猎、放牧、农业三阶段说是不可信的，它们指出有许多原始人群从事农业但不养家畜，因此许多学者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我们可以说农业的状态不一定是从放牧中来、是放牧的一种延续，前者比后者表现出更大程度地接近于文明。”⑶这一时期还有一种重要的观点是认为放牧业不是一种独立的经济类型，游牧者与农耕者共存。
农业如何起源的具体问题，虽则较少有人关注，但AlphonsedeCandolle⑷、H．LingRoth两人对农业生产的前提条件进行了开创性的总结：合适的气候、土壤与植物物种，合适的居住模式，经济上的需求等。这些条件几乎涵盖了以后农业起源研究的所有的方面，此后一个多世纪的研究，差不多都是以此为基础，对各个方面进行了细化和不同侧重，因此这两个人的所做的工作，是农业起源研究的一座里程碑，奠定了以后农业起源研究的基本的方向。但他们的局限也是很明显的：一是没有得到考古材料的帮助；二是仅注意到了人类对植物食物的需要而忽略了文化的方面。
2．20世纪初到60年代
19世纪伴随着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出版，西方学术界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人地关系的研究上，虽然在19世纪下半叶与20世纪上半叶，许多人走上了环境决定论的极端，但是对于多数学者来说，地理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巨大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在19世纪末，更新世的存在已经确信无疑，因此地理上的一些变化经常归因于不同的气候状况。这一时期的农业起源研究，更多地归因于环境与气候变化的结果。主要的观点是：距今13000年以来，全球性的气候变暖使巨兽消失，被大量的小型动物所取代，使人类的谋生方式更为多样化，人们的谋生努力从动物渐渐转向了植物；同时由于环境的巨大变化，人类与植物群集中在一更小的地区内，接触更加密切，不仅积累了种植的知识，而且还对它们的生产进行了强化，在起初全由采集获得的种子植物中，经过驯化的植物比例缓慢增加，最后农业出现了。同时考古学家也开始介入农业起源的研究，但他们最初更多的工作是找寻最早的驯化植物而不是弄清农业开始的这一进程，往往仅仅根据一粒植物种子、一个豆荚而就宣称进入了农业时代。
此时期以柴尔德为代表的绿洲理论最有名。柴尔德用新石器时代革命来描述食物生产的起源，而农业起源的发生是因为气候危机影响导致干旱的亚热带地区成了最早出现农业的地区。随着wurm冰期的后退，北非、阿拉伯地区的夏季降雨迁至欧洲地区，干旱带来了间杂有绿洲的沙漠，人与动物聚集在绿洲中，这种共生导致了驯化的发生，然后这些动物的驯化者可能是最早的植物栽培者。他认为植物栽培最早出现于尼罗河沿岸，这里定期的河水泛滥使土地肥沃，而干旱的天气进一步恶化使游牧者更加集中于有水源的村落。⑸
ArmoldJ．Toynbee在他的“挑战与回应”模式中将这一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认为并不是所有的人均是能应对更新世末期的干旱挑战而进入农业社会的。其中有一些狩猎采集人群因无法改变他们的习惯或生活方式而灭绝了；一些人通过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而不用改变其习惯成为了牧人；另外一些人对干旱环境的回应是改变其生活方式与习惯，只有这最后一种情况下的人才能进入农业社会。⑹
为了印证这一理论，考古学家Braidwood率领一支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地质学家及考古学家所组成的考察队，对西南亚地区的肥沃新月形地带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发现这一地区在最近10000多年以来气候并没有发生过较大的波动。同时他还提出，地球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类似于更新世之末那样的环境变化，然而它们并没有导致食物生产的产生。这些是与绿洲理论相矛盾的。因此他提出了自己的模式——核心区域理论，“我认为，没有必要用外部原因把这个问题复杂化。食物生产革命的发生似乎是人类社会不断增强的文化的多样化和专门化的累积的结果。在大约公元前8000年前，肥沃新月形地区周围的山地居民对他们周围环境的认识，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致于使他们开始栽培以前一直是采集的植物，驯养以前一直是猎食的动物。……通过文化传播，新的生活方式从这些核心地区，扩散到了世界其他地区。”⑺
这是一种生物进化式的观点，在这种观点中，影响事物发展方向的决定性因素乃根植于人类的本性中，对于驯化的起源来说，这此决定性的因素就是人类不断提高的经验和感受。这样，更早阶段的间冰期没有出现相应的文化变化，乃是因为当时的文化尚未做好相应的准备。但是Binford认为他的这种解释根本不能算是解释：“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宿命论——无论是说某种内在的力量左右着生物进化的方向，还是说人类的先天品质决定了文化的进化，都不能算是一种解释。从文化进化过程中观察到的趋向需要有具体的解释，而用人类的先天品质作为这些趋向的原因并不是解释。”⑻
3．20世纪60年代至今
从60年代开始，新考古学在美国开始兴起，带来了考古学研究范例的重大转变。从这一时期开始，考古学家的兴趣不再只局限于考古学的两个传统的目标之上了：文化历史及对过去生活方式的重建，同时也对第三个目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文化进程的研究。因此此时的农业起源研究不仅限于编年与描述，同时试图解释在何种条件下从狩猎采集向食物生产的适应变化将会发生，也即开始探讨农业起源的机制问题。
在此之前的农业起源的发现与发明模式，是建立在两个最基本的前提之上的：一是农业明显要比狩猎采集先进；二是知识的缺乏是造成狩猎采集者不能成为农夫的最主要的原因。⑼因此农业一旦发现以后，将不可避免地詖采纳，因为它具有明显的经济学上的特性。
但是美国的考古学家从民族学的资料中发现狩猎采集人群食物丰富，与农耕者相比，他们有更多的闲暇时间、营养状况更好、身体更加健康、寿命更长。今日的狩猎采集者的食物压力比农耕社会要小，在许多的狩猎采集社会中，已经掌握了种子一植物关系的知识。在澳大利亚的西海岸的土著中，采集一种山药。并将头切开重新埋人土中以便下次来挖掘，这里有大量的野生动物可狩猎，远远超出他们的需要。⑽并且，更重要的一点是，许多学者认识到了食物生产并不是一种最佳的生存方式，而是一种劳动的强化。
这样农业起源研究从发明发现模式下的过程描述进入了因果(causal)模式下的起源动力机制研究，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影响至今的学术流派。
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西方农业起源研究的主要流派
1．人口压力说(人口／资源平衡模式)
美国的进程考古学家以一种系统论的观点来研究农业起源的动力机制，他们集中关注亚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认为社会不是一直处于平衡中而是处于一种变化的状态下的。转变是因为来自系统外的压力，而假设的压力来源是人口压力。⑾
作为这一模式的最早倡导者之一，Binford认为是人口压力直接导致了文化向新的生态位的变化，造成原来的人口一资源模式失衡的原因有两种：一是自然环境的变化使可利用的动、植物密度降低；二是人口的增加接近载能。旧的平衡模式被打破后，人口超过了载能，为提高生产力而改造和控制环境的做法被优先选择，人们会选择更有效的取食手段。关于农业起源的答案，在更新世末期，人类开始依靠河流中的鱼类、季节性迁移的鸟类等季节性极强的资源作为食物，这样人类开始定居下来，定居导致了人口的增长和向外移民，在邻近的资源不太丰富的地区最先感觉到了人口的压力，这种压力迫使他们采取农业生产方式以提高载能。因此农业的起源不是文化没有做好准备的问题，而是促进变化的各种条件在以前从未出现过。⑿
Flannery对该理论进一步作了完善。他认为狩猎采集时期的人口一直控制在资源耗尽的水平之下，而保持人口的最佳方式是向外移民，在公元前10000年前的近两万年时间里，世界上几乎所有主要的地区均被人类占据，从这一时期开始向外移民作为限制人口的手段其重要性降低了。另外一些手段的重要性提高了，有人也尝试着通过文化手段以增加食物供应。转向原来不被重视的广普性资源如水生或无脊椎物种，并且试图提高有用植物的地区性状态。最终走向了农业。他将这一理论应用到了近东地区：近东地区是由最佳栖居地与边缘栖居地构成，野生植物在最佳地带长得很茂密，而边缘地带则很稀疏。最佳地带是人口增长的中心区，而边缘区是接受过多的外来移民的地区，因此在边缘地区人一地失衡和压力才被最先感受到。这里必须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这样农耕出现了。⒀
由于人口压力在考古学上很难进行定量的分析，该理论受到了一些质疑。因此一些学者开始尝试着从另外的角度如古病理学、古食谱等来推测人口压力的存在。Cohen等人假设，如果农业起源是人口压力引起的，那么绝大多数狩猎一采集人群是迫不得已才转向农业，而且一旦过渡为农业，他们便是以质量交换了数量，这样农耕者食谱的营养状况应该比狩猎采集者差，这种营养不良反映在古病理学上，农耕者应该发病率增加、种群个体大小与体质下降、由于劳动强度的增加所带来的骨骼的变形强度增加。而对考古出土的骨骼的古病理学研究表明，这种趋势是存在的。⒁而对考古出土的食物营养价值的分析也表明从狩猎采集向食物生产的过渡所带来的是食物质量的下降。⒂
人口压力理论提出后，很快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响应，成了解释农业起源的主流理论。同时许多学者还分别对人口的变迁与环境的波动作了进一步的细化与完善。RichardW．Redding认为人口的增长是伴随着食物采集、加工、贮藏等技术采纳而不断地接近、突破载能的，农业食物生产技术的采纳只是这一循环的最后一步；而在环境方面，可按资源的波动，区分出波动更可预测、次数少、程度不大和波动更不可预测、次数多、程度比较严重等。只有在后一种情况下，才能产生农业这种食物的获取方式。⒃
2．多种因素理论
虽然农业起源的人口压力说被多数学者所接受，但是，也存在着一些例外的。如Flannery对中美洲玉米的起源研究表明，在公元前5000年前，地区人口密度很低，没有一个地区人口增长快速到足以影响附近地区的密度平衡。这里的农业起源是不能用人口压力来解释的。因此有人据此认为，这种依赖一个“主要推动者”来作为食物生产起源的解释，过于简单化了，仅仅某一种选择压力作用于任何行为是不太可能的，应是许多选择压力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从一个早期的狩猎采集群体变成一个栽培者的可能性似乎是由下面四点所控制的：1、原先已存在的技术知识——那就是对植物繁殖的某些方面的熟悉；2、对于为了长远的而不是直接的可预期的收获的行为具有足够的理性；3、一种中等强度的地域限制，这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4、一种同时高度渴望与短缺的植物物种。只要满足了上面这些条件，世界上任何地区均有可能出现农业生产。这一模式的主要的影响是将人口压力的影响降低到了是造成短缺的几个因素之一。在这里，虽然人口压力仍旧是一种因素，但是其决定性的作用更低。⒄
D．O．Henry将农业起源的条件细分为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必要条件包括植物的采集、加工、贮藏的技术的发展与积累；在经济可行性方面潜在的物种的出现；植物可能的遗传学与生理学上的变化等。充分条件主要是各地区不同的生态环境系统。由于采集者与各地不同的生态环境之间联系是很复杂的，因此不仅农业出现的时间各地是不同的，而且是由不同的因素如资源的短缺、人口的增长、危机的降低、人类与植物的协同进化等而推动的。只有满足了充分条件与必要的条件后，农业才可能在各地出现。⒅
3．进化理论
进化论作为19世纪学术界的最重大的成就，曾经傢人口压力说一样统治了19世纪下半叶与20世纪上半叶农业起源的研究，只是到了20世纪中叶前后的三四十年间，这种理论才逐渐被学者们所放弃。到了80年代，作为一种范例，又被一些学者所重新重视。⒆但是这一时期的进化论与前期是有区别的。传统达尔文主义认为人类是能有意识地控制环境及我们的命运的，进化过程是人类有意识控制的过程。因此关于农业的起源，也是人类在预先知道农业的好处后的一种有意识控制的进化过程。但实际上进化是无意识的。因此农业起源实际上是种无意识的进化过程。Rindos将农业的形成过程分为偶然驯化、专门性驯化和农业驯化，刚开始是无意识的，只是人类与植物共生的结果。由于人类的活动，扰乱了原先的环境，一种新的棲栖地环境被创造了出来，植物群对它进行了预先的适应。这些在被人类扰动了的环境中生存的植物一方面其野生状态下生存的特征减弱，必须依赖于人类才能生存，另一方面其产量提高，人类对其依赖性增大，这种互利的共生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最后导致了农业的出现。在农业系统的动力机制的建立与维护上，植物可能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植物对农业生态的进化的贡献可能与人一样大，因为是植物创造了使人类某些行为具有选择性的好处。从驯化到农业行为是对已存在的行为的一种强化，它不需要外在因素来解释，这种变化是侧重点的变化，是源于一种已存在的经济的转变。
然而最后在论及现代植物种植计划与农业发展规划时，Rindos认为主要是为了应对世界性的困扰一食物与资源的短缺，食物短缺的可能性刺激了优化的庄稼的繁殖及对更高效的庄稼系统的发展。这又让人看到了人口压力的影子。⒇
4．社会结构变迁说
这一理论将食物生产与农业进行了区分，食物生产并不等于农业，食物生产是技术问题，而农业是commitement问题。Commitement不仅主要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且也是社会关系变化的问题。因此农业起源的前提条件，除了合适的地理生物条件、高效的采集技术、迁移多余人口的土地的缺乏、相应的经济危机之外，还应该包括社会经济的前提。原始的社会结构的出现是生产性经济的最重要的前提，实质性的社会转变的催化剂，生产性经济其本身是在社会基础的某种发展层次上出现的。因此分析原始社会的组织，就可以找寻出可能造成对生产的要求提高的潜在内部压力。
最初的生产完全是为了满足生存的个体家庭层次上的实用性生产，这种个体单元水平层次上的生产很容易失败，因此他们需要融入了一个更大的亲属与其它关系的结构中。这就产生了一种非实用性的需求，为满足这种需求的生产可以称为“过剩”生产：承担社会义务的生产。这也是一种互助的支持系统，有另外一些社会义务需要“过剩”的生产：结婚、仪式和贸易联盟的财礼。因此更大的系统，存在增加更多的需求的可能性。同时个体的权力与和个体的财富与再分配能力相关，这也促进了个体扩大生产的欲望，特别是在开始出现分化的社会中。原始社会中的这种扩大的需求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竞争，如在阶级社会中一样，提供了剩余产品生产的主要动力，并且从长远的观点来看间接地导致了生产力的发展。
此外定居允许积聚物品；允许永久性的贮藏；允许推动提高生产。贮藏与积聚的能力使对控制食物更加渴望，当食物具有价值时，就有更多的理由来进行增加数量。[21]
5．竞争宴享说
BrianHayden认为在农业开始的初期，栽培与驯化的物种因其数量有限与不稳定，它们在当时人类的食谱结构上不可能占很大的比重，也有一些可能与充饥无关，只是在食物资源比较充裕的条件下，增添美食种类，使一些有野心的人利用基于经济的竞争宴享来控制劳力、忠诚和租赁。特別当那些驯化的物种不是十分可口的食物，但劳力投入很高或不易获得，那么其驯化是在竞争宴享相关性中发生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22]
6．富裕采集文化说
张光直先生认为中国东南沿海的农业起源是在一种富裕采集文化基础上产生的，他引用美国学者索尔的一个观点，即农业并不产生于食物的逐渐或长期的缺少，“在饥荒的阴影下生活的人们，没有办法也没有时间来从事那种缓慢而悠闲的试验步骤，好在相当遥远的未来发展出来一种较好而又不同的食物来源，……以选择的方式改进植物以对人类更为有用是只能由饥馑的水平之上有相当大的余地来生活的人们来达到的。”从东南沿海一些早期史前遗址来看，其野生的食物资源相当丰富，因此他认为“从东南海岸已经出土的最早的农业遗址中的遗物看来，我们可以推测在这个区域的最初的向农业生活推动的试验是发生在居住在富有陆生和水生动植物资源的环境中的狩猎、渔捞和采集文化中的。”[23]
此外也有一些学者从遗传学、生物学等角度分别进行了研究。[24]他们只是作为植物学家或生物学家从其本专业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阐释，缺乏更全面的考虑，因此影响都不是太大。
这一时期有关农业起源的还有一大争论是普遍的全球性理论的存在与否。
除了张光直先生富裕采集文化说是直接针对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外，以上诸家学说都是试图探讨一种农业起源的世界性的通则的。但是每家学说差不多均有例外，如人口压力说不适应中中美洲；竞争宴享说得不到东南亚资料的证实；社会结构变迁说的前提条件是定居，但在中美洲与东南亚，可能在流动的狩猎采集时期即已开始了栽培，最后在农业开始以后流动还持续了几千年。因此有一些学者否认这种通则的存在。Flannery虽然是人口压力说的鼓吹者，但是他认为这一理论仅适用于西南亚，而农业起源的其它三个重要地区：东南亚、中美洲、安第斯地区，其农业起源的机制是各不相同的。FlankHole甚至认为只有进行每个地区的具体解释，这样才能考虑该地区农业出现的所有因素，否则都是不全面的。[25]
三、西方农业起源研究的一些启示
从目前我国的整个稻作农业起源的研究情况来看，在研究范例上，还局限于实证性的研究，即以寻找最早的栽培作物种子来确定起源的地点和时间。虽然这对于确定最早的栽培作物有所帮助，但这种方法很容易被资料牵着鼻子走，即哪里发现最早的栽培作物的证据就把那里看作是起源地。因此会先后出现印度起源说、东南亚起源说、中国长江下游地区说、长江中游地区说、华南说甚至是淮河流域说，造成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另一方面这也导致了对该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一种编年与描述，即确定各个遗址的年代早晚，建立完整的编年体系，而不是对其演变机制的探讨。并以传播迁移论来解释其它地区出现农业经济的原因。这种解释模式明显存在着下面两大缺陷：
其一、即使得编年体系再完整，时代追溯得再早，起源的地点再单一，但总有一地点在某一时段内首先出现农业生产方式的，对于它的出现的机制，这一模式根本没有触及。
其二、不能解释为何只有农业传播、沿承下来，而不是其他的文化因素。
因此目前我国农业起源的研究，最急迫的，不是找寻更早、更新的资料，也不是建立某种理论，而是研究范例的转变：从事件性的研究转变为进程性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从目前的编年性、描述性的研究解脱出来，进而对这一进程的动力机制进行深入的探讨。如是，则离农业起源研究理论的繁盛不远了。
注释：
⑴Wright,G.A.1992,OriginofFoodproductioninSouthwestemAsia:ASurveyofIdeas.CurrentAnthropology,Vol.33(1):109—139.
⑵摩尔根(美)著、冯汉骥等译：《古代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71年，p34。
⑶Roth,H.L.1987.OntheOriginofgriculture.TheJournaloftheAnthropologicalInsstituteofGreatBritainandIreland,16:102—136.
⑷Candolle,A.d.1884.Originofcultivatedplants.London:KeganPaul,Trench.
⑸Childe,V.G.1951.ManMakeshimself.NewYork:MentorBooks.
⑹Wright,G.A.1992.OriginofFoodProductioninSouthwesternAsia:ASurveyofIdeas.CurrentAnthropology,Vo1.33(1):109—139．
⑺罗伯特·J·布雷伍德(美)著、陈星灿泽：《农业革命》。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的历史·理论与实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P254—263。
⑻路易斯·宾福德(美)著、曹兵武译：《后更新世的适应》。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的历史·理论与实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P267—292。
⑼Rosenberg,M.1990.TheMotherofInvention:Evolutionary,Theory,Territoriality,andtheOriginsofAgriculture.AmericanAn-thropologist,92(2),399—415.
⑽Roth,H.L.1987.OntheOriginofAgriculture.TheJournaloftheAnthropologicalInstituteofGreatBritainandIreland,16:131.
⑾Bender,B.1978.Gahter-huntertofarmer:asocialperpective.WorldArchaeology,10(2):204—222.
⑿路易斯·宾福德(美)著、曹兵武译：《后更新世的适应》。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的历史·理论与实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P267—292。
⒀Flannery，K．V．1973．TheOriginsofAgriculture．AnnualReviewofAnthropology，(2)：27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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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hen,D.J.,1998.TheoriginsofDomesticatedCerealsandthePleistocene-HoloceneTransitioninEastAsia.TheReviewofAr-chaeology.19(2):22—29.
农业论文范文第3篇
中国农业实质上属于灌溉农业，灌溉工具的优劣对这种农业的影响至大。高邮地区曾经流传着这样的民谣:“车口不住敲，家里不住烧，路上不住挑，心里不住焦，打点粮食跟水漂。”足见灌溉农具对农业生产乃至农民生活的重要性。但长期以来中国的灌溉农具几乎没有什么改进。就江苏而言，农村传统灌溉农具主要是龙骨水车，动力有人力、畜力、风力三种，习惯分别称脚踏车、牛车、风车。这些灌溉农具与西方机械化灌溉相比，已经落后很多。有鉴于此，江苏不少士绅组织了灌溉公司，大力引进和推广灌溉机械，促进了灌溉技术的提高和发展。可以说，近代江苏农业机械推广比较成功的也主要就是灌溉机械，尤其是在苏南地区，其应用范围最为广泛，超过了其它任何农业机械。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灌溉公司的组建，因为正是它们的财力、设备和组织，才能使灌溉机械得以普及推广。早在清末，镇江就有士绅办起灌溉公司，投资购置西方新式灌溉机器为田主灌田，收取费用，“窃照泰西取水灌田不劳人力，永无旱涸之虞，今深悉其装造之法，业已禀明道府县，蒙道府宪允准，出示照办，谨将章程明议于左。……议镇邑七乡，每乡设大机器两座，小机器十余具，共需大机器十四座，小机器一百余具。其机器入地，装深二十余丈，不等。总以得水多为度，水由地脉贯注，故取之不竭。灌田不劳人力，永无旱涸之忧”。可见机械灌溉远比人工灌溉要优越得多，不仅省时省力，而且还可以解决旱涝之忧的问题。1907年，《申报》又报道镇江有士绅购置吸水等机器进行排灌，并准备加以推广，“巨绅李维之观察有志实业，特在某洲置地一区，商准宗能述大令，先行购运吸水等机器到镇，试验种植，俟有成效再为推广云”。这样的报道在清末报刊上屡见不鲜。民国时期，使用灌溉机械的区域更加广泛，其中最典型的地区就是无锡。无锡是素以水稻生产为主的水网地区，对农田灌溉一向十分重视。早在清末，无锡就有使用抽水机进行农田灌溉的。辛亥革命后，无锡城市中工厂日增，农村劳动力开始向城市集中，对农业机械的需求有所增加，特别是排灌能力较强的新式抽水机，更受农村的欢迎。为了适应这种需要，无锡有些灌溉公司开始使用机器戽水船。如l927年，杨愚如筹建机器戽水船同业公会。经过不到十年的发展，仅无锡一地就拥有委员九百多名，这说明，用内燃机带动的抽水机在农村中已经较为普遍使用。这些机灌商人把抽水机装在船上，运行到各抽水地点戽水，以充分发挥抽水机的效用。机灌商人为能得到当地绅董的支持，大多和绅董合伙经营。他们采用“包打水”的办法，即把约定区域内的水田，从插秧到成熟全包下来。在插秧之前，机灌商就和所包区域内的农民订立合同，先收二至三成戽水费，其余在稻谷登场后结算。机灌商因有地方绅董为后台，农民不敢拖欠戽水费。这一灌溉技术的应用对无锡而言可谓意义重大，正如黄宗智所言:“工业发展与农业商品化的结合使这个县(无锡)比中国任何其他的地方都更为农业现代化。机灌船活跃在天然和人工的河网，灌溉着田地。……这一技术一旦出现，马上为农村所接收，因为一个人操纵20匹马力的马达一天能灌溉整整50亩稻田，而两个男人用桶挑一天才1．0至1．5亩，两个男人用传统的脚踏水车一天也不过2至3亩”。这种机船的灌溉方式，主要是通过内燃机带动船上的小型龙骨水车进行灌溉，实际上它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机械灌溉，只不过是一种土洋结合的过渡型的灌溉方式。尽管如此，它还是比传统灌溉工具要先进一些。除以内燃机为动力的灌溉公司外，无锡还有士绅创办了以电为动力的灌田公司。如无锡开原乡荣鄂生、富安乡乡董汪某、扬名乡乡董陈某等仿照武进电力灌田方法，组织电力灌田公司，承包农田戽水，准备从开原、富安、扬名等乡试办，将来逐渐推广。电力的应用，更加提高了农田的灌溉效率，使灌溉技术又有了质的飞跃。显然，这与士绅们的推动不无关系。总之，在近代江苏引进和推广的农业机械中，灌溉机械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占有较大的比重，而灌溉公司在普及推广这种农业机械的过程中，则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是一家一户的小农家庭难以办到的。
二、肥料生产技术
清末，江苏已经有士绅创办了生产和销售化肥的农业肥料公司，这在全国来说，也算是比较早的。1906年，苏州绅商张惟一等人认为，“吾吴农业甲于他省，迩年以来日渐凋敝，收成短歉，良由粪壅不足，致地力硗瘠也。各国农政，皆专设肥料厂，收集各种肥料，研究性质、物土之宜，以售农民，诚为善政。吾吴街衙粪秽充斥，行者厌恶，亟宜设法屏除”。于是他们决定集股创办农业肥料有限公司，“先就苏城内外分区筹办，将为农业肥料屯积厂地，以资研究，并禀请商务局准予专卖”。设立这样的公司大有好处，“非第于农务大有深益，而街道洁清，庶几警政可举矣。事虽猥琐，而利用无穷，度亦商民所乐从焉”。为此，他们还专门制定了招股简章，其内容如下:“一、本公司招股商办，每股洋五元，招足二千股，计共洋一万元。二、本公司先由商会提议，允许代禀商务局及警察局立案办理。三、本公司招股，每股分两期缴足，第一期于某月、日起，某月、日止，缴洋两元;第二期于某月、日起，某月、日止，缴洋三元。每期掣付收条，俟缴足后换给股单息折。四、后入股者，本公司酌定常年一分起息，息银自每年正月结帐后凭折支付。五、本公司除分给官利外，每年赢余分作二十股，以五股提作公积，三股作办事人花红，十二股派作各股东余利。六、本公司如有认百股以上者，即为本公司议董。七、本公司拟就城外设立总厂一所，以存储肥料，城内按区分设办事所，以资就近督收。八、本公司自第一期股银缴齐后，再行开会集议详细章程，布发公众。”股份制在当时已经是最先进的企业组织形式，可以很好地解决该公司的资金来源问题，为其顺利开办奠定有利条件。制定完章程后，张惟一请苏州总商会代呈商务局和巡警局立案办理。但巡警局以事关卫生，且该商所拟章程过于简单而生猜忌，希望商会再“悉心体察，妥议章程”。苏商总会一方面当即复函，指出“苏城街道向不清洁，卫生有碍，殊于警务攸关，张绅拟办肥料公司，以尽人厌恶之粪秽为培壅谷木之资料，清洁街道而益农业，一举两得，莫善于此，舆情断无不洽，一切亦无窒碍”，恳请警务局先允许该公司开办;另一方面要求该公司酌拟详细章程。因此，1907年，张惟一等重新拟定了更为详细而完整的开办章程:一界限城内外坑厕各有业主，应由该业主自行清洁。所有人家拉(垃)圾、柴灰、以及路头尿溺、马粪等，概归肥料公司收取。街道一律责成打扫洁净。一招股粪业各有地段，于段中人家收粪情形极熟，收取肥料办法亦与收粪相似，公司股本应由各粪业承认一半，荐举办事一、二人，以资熟手，一半另行招集。一津贴拉(垃)圾、柴灰等类卖与农家，所值无几，公司创办，势必亏耗，而街道则已一律清洁，旧设之清道局可裁，应以该局额支酌予津贴，俟将来肥料制成，公司获有利益，即行停止。一分区城内分为五区，须就出城河道之远近为断。择地设立总公司于适中之地，设总公司以便统辖。城外按五门分隶，胥门无水城，划归盘、闾两门。一储所储料所于闾、盘、葑、娄、齐五门外各设一处，须沿河旷地二、三亩，围以竹篱，结草屋数椽，雇人看守。一运载每储料所设摊船数只，多寡视事之繁简酌定，参用清道人夫。每所立一夫头，由该夫头督令各船人夫黎明进城，各就画定区域挑运肥料下船，满载出城，归入储所。街道如有不洁，惟该夫头是问。一给价收料人夫除酌给工食外，每日所收肥料，由储料所办事人过磅，按磅酌给价值，以资鼓励，收料自勤。人家柴灰向本卖钱，由该人夫自给，公司不再发价。一制造外国讲求肥料须以化学制造，公司应聘精于理化之人，指授工人造成各种有用肥料，发卖农家。一实验各储料所旁各购田地若干，俟肥料造成，即辨土性、物性之宜，讲求种植，非特以资实验，且为各乡农倡，俾农业日有起色。一余则公司应给常年利息，以及日后得有余利如何分派，一切未尽事宜，俟公司成立时自行酌核。该章程中的内容确实比之前的章程要详尽得多，涉及到肥料公司的资本、生产、收益、分配等方方面面。最终，在苏州总商会的协助下该肥料公司得以顺利创办。该公司是一个生产部门，相当于一个化工厂，而不是单纯做生意的销售公司。肥料公司的创办，有力地促进了农业肥料生产技术在江苏的普及推广。在当时国家的电力、化学与化工基础还很薄弱的条件下，能够开办这样的农业肥料公司，开办人的勇气着实令人钦佩。
三、林业技术
因植树造林、发展林业有诸多好处，所以近代江苏的士绅们纷纷投资于林业，特别是组织了很多林业公司，大力开展植树造林活动。在植树造林的实践中，一些先进的造林技术得以借鉴和应用，并且还引种了国外优良树种。士绅们经营的林业公司，有的纯以新法种树为主。如清末海州士绅宋治基等创设了云台树艺公司，招募农民开垦云台山一带的官荒，这样，“地方饥民，藉此工作糊口，不致流离失所”。该公司先后共种植各种树木1400余万株，成效显著。可见植树造林既为士绅们带来了经济效益，同时又解决了部分流民的生活问题，可谓一举两得。1906年，丹徒士绅黄鼎和袁仁茂等集股5万元创办利用树艺公司，购买荒地千亩，用新法遍种桕树。次年，扬州士绅周震筹集资金10万元创办崇实树苗公司，于甘泉、仪征两县买地开荒，种植树木。镇江士绅汪凤瀛纠集股本创办茂达公司，就镇郡城外购置荒地，用新法试种竹木果树，并兼营畜牧业。1908年，翟炳焘等在句容县创办句容浮麓公司，集股1万元，经营近代化的林业和畜牧业。句容县士绅以县属各乡荒地甚多，决定与政府官员合筹资本开设森林公司，用新法种植树木，以兴实业。这类林业公司，有的是士绅集资创办的，有的是士绅与政府合作创办的，主要以植树为主，但大都应用近代化的造林方法，推动了江苏近代林业的发展。有的公司除用新法造林外，还推广近代化的作物种植技术。如江宁府属荒地甚多，历任督抚都饬令各属设局督垦，劝民分别地质，或种禾稼，或种瓜果及一切材木，以开辟利源。于是，省垣绅富决定仿效云台树艺公司，集股在元武湖及钟山等处设立林业公司，用新法试办树艺，兼种禾稼、瓜果。有的林业公司或试验场专门运用近代技术种植果树。如民国初年，无锡士绅杨寿楣在太湖边南独山禜头渚创办禝实植果试验场，占地六十余亩，专种水蜜桃、大正桃、美种梨、杏等果树，共有八千余棵。因种植技术先进，“浇灌得宜，颇易长发”。1918年，如东绅商袁镜波在掘港创办复记公司，占地233．80公顷。四周围堤，中心大路旁及河边两岸栽白杨和柳树，公司办事处门口外有2公顷果园，以桃、梨为主。1925年，川沙士绅顾济伯租用三王庙六亩庙产，建立南洋公司，运用近代技术种植桃树。因种植精良，出品推销甚广。这些林业公司对推广近代化的果树栽培技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有些士绅还很重视引进国外优良树种。江苏的林木引种工作历史较早。早在1368年，朱元璋建都南京时，下令在京师朝阳门外的紫金山南坡，营造油桐、棕榈、漆树三园，造林50余万株，这实际上是一次较大规模的树木引种工作。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驻日本副使张斯佳从日本带回刺槐种子在南京试种成功。这是近代江苏从国外引进树种的开始。此后，江苏不少士绅便开始引种国外树种。民国初年，张謇从德国购买刺槐种子136余公斤，分发给包括江苏在内的16省，江苏分得种子约在4．5－9．1公斤左右，主要是分给南京义农会于紫金山育苗造林。1916年，林学留学生陈嵘引进刺槐和日本黑松种植于江浦老山林场。30年代初，如东士绅王庭松在掘港创办试验农场，之后在掘港北郊栽培苗木，占地1．33公顷，从掘港北洋桥向北3公里复记公司大道两旁开始种植德国槐和梧桐树。引进优良树种，是近代化的林业技术在植树造林中的应用，江苏士绅对此也非常重视。这对促进江苏林业技术的提高和林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是极为有利的。由于江苏士绅以及他们所创办的林业公司或农场，能够将先进的林业技术应用到植树造林的实践中，因而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如江苏高等学堂毕业生杨星房纠合同志开办了溧阳吉金树畜公司，“购置丫髻、瓦屋两山麓荒芜田山二万亩，招工开垦已近半载，现在种植松、茶、桑、杉等秧千万余株。据该处土人云，该公司种植之际，适值春雨缠绵，各木植都已欣欣向荣，将来必成南方森林荟萃之区云”。1906年，士绅徐在滋与徐翰淦、李逢广等人，在宜兴湖口乡均山永丰区之分水岭一带，创办了阳羡垦牧树艺公司。该公司共占地六万余亩，除种植稻谷、竹、茶、芝麻、山芋及各项杂粮外，还饲养猪、牛、羊。巴拿马赛会举办时，该公司出品的茶叶还获得过金色奖牌。据民国初年统计，仅就种植松树一项而言，成活在十年以上者，已有五十万株，成活在八年以上者，已有七十万株，其他杂树共有二十万余株，堪称造林巨观。又如，清末句容士绅创办的种植、浮麓、暨南和明志等林业公司，各有地数千亩不等，先后种树七八十万株，至民初，四五十万株树均已成林，成效非常显著。再如，金坛士绅冯煦于清末所创办的坛溧树艺公司，及至民国时期已逾十年，资本一万五千元，占地三千余亩，植松树五十余万株，业经成林。其他杂树也很茂密。该公司植树造林的成绩也非常优异。这都要归功于士绅们对近代化林业认识的深入，逐步形成了近代化的林业科学思想，从而能够指导他们在植树造林中应用近代化的林业技术。这正体现了近代科技的巨大功效。
四、结语
无论是垦殖机械的应用，还是灌溉机械的推广，都体现了江苏近代农业技术的大大提高，促进了江苏传统农业走上近代化的道路。而如此较大规模的推广农业机械，这是旧式家庭经营模式的地主、富农以及小农很难办到的。江苏众多的地方士绅，能够顺应历史潮流，与时俱进，创办了诸多先进的农业公司，大力推行近代农业技术，这是值得称道的。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推广新式农业技术的过程中，士绅们还很重视对农业科技成果的保护。例如有些林业公司在植树造林的实践中，法治观念也在不断增强，纷纷要求地方政府对林业公司的既有成果予以保护。如清末甘泉西北乡一带旷土颇多，长期无人过问，于是扬州士绅陈某等便筹办了农林公司，广种树木，并恳请政府“出示保护”。再如，应海州云台树艺公司的恳求，该州地方官立即出示晓谕附近居民人等，“一不得盗窃树木，二不得放火烧山，三不得樵山割草，四不得纵放牛羊践踏”。规定自出示以后，徜敢故违，一经访闻，或被树艺公司指名移送，定即严行究办，以儆效尤，决不宽贷。为了确保农业科技推广的成果不被破坏，地方士绅们确实还是做了不少工作。总之，这些农业公司的创办，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次创举。不久以后，有的破产，有的在市场竞争的重重严酷考验中顽强地生存下来。农业公司毕竟是新生事物，是近代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一股新生力量，显示了较强的生命力，对推动江苏传统农业的近代化有着重要意义。所以，在江苏农业科技发展史上，地方士绅们理应占有一席之地。
农业论文范文第4篇
农业研究所及高校科研骨干等下乡下户，结合当地农时农事调查取证，慎重选择适合当地的农业科技推广项目。建立示范田及样板场地，让农民对农业科技有切身感受，在现场对农民进行农业技术指导。结合农业产品销售以及农业物资现实情况，基层农技推广部门适时调整农业技术的推广方向。民间互助交流带动了农业技术的推广。同地区农民之间一般有相同种植项目，经常交流切磋种植经验。各种形式的农业专业协会、农业合作经济体在农村成立迅速。新型农村合作组织以农民为主题，以承包经营为基础模式，聘用科研机构人员作为技术顾问，结合农村基层农业技术人员的指导和培训，成为新型农村生产的发展模式。每年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数量呈上升趋势发展，参与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农民也在逐年增多。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生产发展方式适合众多农民的现实要求。因地制宜的选择新型农业科技项目、快速有效的向农民推广技术要点有效弥补了单纯依靠政府部门扶持的农业技术推广方式，加快了我国农业发展的步伐。农村供销合作社依然是农产品流通的主要渠道，主要包括农业生产资料的经营和农产品的收购。供销合作社是市场与农民之间的桥梁，及时掌握市场行情把握市场动态，向农民提品销售情况和市场发展方向，跟随市场导向提高农产品生产的科技含量。
2.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存在的问题
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业是社会向前发展的根基，依靠科学技术进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及，计划经济下由政府主导的传统农业生产也逐渐被以农民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的新型农业所代替。在政府扶持和财政支持下农村的基层农技推广工作取得一定的发展，过去政府设定技术项目财政负担所有经费，现在是农民自己找项目财政给予相应的补贴。虽然农技推广的模式有所增多，但新型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仍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推广效果远低于预期水平。根据我国现阶段农业发展水平，农村对高效多产的新型农业生产技术的需求应该是巨大的，但总体上接受新型农业技术并用于生产实践的农民数量并没有明显增加。造成这些问题除了农技推广工作没有做到位外，主要原因是农业生产的主体农民对科技成果的应用受到了多方面的制约。农业是受地理条件、气候变化影响较大的行业，农业科技成果的应用存在着技术风险和自然条件影响风险等多种不可控因素。传统农业生产时根据经验耕种，农民用经验推断可能需要采取的耕种措施。对待农业新技术农民只是根据程序按部就班的耕种，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无法预测更不可能采取有效措施进行修正和补救。从根本上说农作物的生产离不开光照、土地、水源等自然因素的相互配合，新型科技成果的生产流程是否能适应当地的自然条件也给农产品的生产带来许多不确定因素。多种不确定因素和可能出现的失败让农民对新技术更加小心翼翼，时常持观望态度。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民生产投入能力有限，分散到户的小块儿土地作业给新技术推广造成障碍。许多新型农业技术具有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产出、减轻作业者劳动强度等特点，这也是农民选择新型农业生产技术的主要原因。当前农村主要采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模式，独门独户的生产使种植规模受到局限，达不到新技术要求的高投入高产出的生产效果，没能有效提高农业生产的劳动产出比。新技术的效果没有显现出来并且生产效益没有明显提高，影响农民的期望和对新技术的后续采纳。另一方面，我国农民文化素质偏低的现状也限制了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全国农民中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占不到十分之一，小学及初中文化的占到百分之八十，剩下多为文盲和半文盲，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文化水平更是低于这个比例。农民在生产中技术接受能力较差，达不到增产增收的效果，也限制了农业技术的再推广。
3.基层农业推广体系建设的建议
我国未来农业发展的目标是适应市场经济规律努力提高农民生产收益，这也是广大农民真心期盼的结果。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推进城乡一体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向前发展、彻底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现阶段我国面临的主要任务。生产力的提高、物质资料的丰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全面带动了农村生产生活的发展。与此同时，计划经济遗留下的城乡二元结构和经济模式依然存在，城市和乡村差距明显存在。新农村建设带动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农户之间也出现明显的贫富差异。这些都需要加强和改善新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适应市场经济制度也带动农民共同富裕起来。目前我国农业技术推广的主体依然是政府部门，技术推广的经费主要由财政预算负担，社会团体、民企组织等其他非政府来源的经费依然占较少比例。长久以来，地方政府农技推广经费短缺问题一直严重，这也是导致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低的重要原因。专项经费不足，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落后，都严重阻碍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开展。因此，完善推广体制、增加推广经费是农村政府工作的重点。有针对性的增加农民的技术培训，让农民掌握技术要领，降低生产投资风险，提前采取规避措施降低损失，真正在生产中见到收益.
农业论文范文第5篇
1.农业推广课上的任务驱动教学。
师生共同设计任务。（1）教师设计部分。综合考虑农业推广学科性质、高等职业院校开设此课程的目的、学生所在专业、任务驱动教学方法的特点及教学任务设计的原则，笔者在农业推广课程授课过程中采取了师生共同对教学任务进行设计的方法。即，老师将整门课程的知识点设计为一个符合课程需求的、规定了教学范围但不指定具体名称的综合性较强的教学任务（×××地×××项目的推广），这一综合任务又下设若干子任务：①农业推广人员角色认识；②×××地农业推广项目的选择与确定；③×××农业推广项目的实施；④×××农业推广项目的总结评价；⑤×××农业推广项目成果报奖。整个学科的知识点分别穿插于若干个子任务中。（2）学生具体设计任务及实施。不同专业的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下明确农业推广人员角色扮演的身份及工作性质与程序；然后结合社会岗位需要、个人兴趣爱好、农业专业知识掌握情况、本课程知识点、当地自然与社会条件等综合分析选择确定农业推广项目，并撰写推广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确定了具体推广项目后的工作实施过程中，学生需要结合自选项目的复杂程度、当地农民素质条件，以及硬件设施等选择确定项目的推广模式与方法，并撰写推广项目实施方案，模拟推广过程中学生需要根据农民的采纳情况随时应变使用多种方法，并锻炼学习人际交往及演讲的沟通、交流、语言技巧；项目推广演练结束后，学生需要进行双重总结与评价，一重总结为对自身所选项目及推广情况进行专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等综合总结评价，并撰写总结报告，二重总结为学生之间相互对课堂学习情况进行评价总结，总结在评价过程中相互取长补短；最后，学生们需要撰写推广项目成果请奖申请书，学习推广项目的报奖流程。
2.农业气象课上的任务驱动教学。
（1）教师单独设计任务。教师将学生所学专业目标与农业气象课程目标充分结合，以学生现有的知识结构和能力水平为基础，对整门课程设置了总体目标任务“×××省农业种植业区域规划”，课程总任务下设支撑典型任务共7个：①×××省各地农业气候资料及代表性农作物种类资料搜集；②光照对农作物生产的作用及影响；③温度对农作物生产的作用及影响；④水分对农作物生产的作用及影响；⑤风对农作物生产的作用及影响；⑥×××各地农业气候资料及代表性农作物种类资料分析；⑦观测不同作物的农田小气候特征。（2）任务实施过程。教师在第一次课上对任务的实施过程、学习过程中使用的参考资料、学习提示等简要向学生进行说明，学生课下个人完成并小组汇总分析，第二次课上时间一分为二，前半部分时间为学生对课下学习结果进行展示，老师随时点评指导，后半部分时间由教师下达下一个任务，依次类推，直到学期结束，完成全部的典型学习任务。最后，师生共同汇总各典型任务结果并分析，完成课程总任务。
二、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
本研究通过中国期刊网、中国优秀硕博士论文文库、高校图书馆期刊资料室资料进行检索，收集相关文献资料。
2.问卷调查法。
两门课程在学期结束后都对该班36名同学发放了调查问卷表，两次共收回问卷调查表72份，回收率100%，有效率100%。
3.数理统计法。
采用Excel统计软件进行图表制作和统计。
三、教学效果对比分析
两门课程结束后，都对该班学生进行了课程学习效果问卷调查，发放问卷调查表内容完全一样，主要从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积极性与自觉性、资料查阅能力、自我分析解决问题能力、人际交往能力、语言组织表达能力、专业知识掌握全面程度、综合素质提高程度等方面入手调查。
1.学习兴趣有无对比。
农业推广课程：学生有学习兴趣问卷36份，比例100%；无学习兴趣问卷0份，比例0。农业气象课程：学生有学习兴趣问卷28份，比例77.8%；无学习兴趣问卷8份，比例22.2%。
2.学习积极性与自觉性提高对比。
农业推广课程：提高了学习积极性与自觉性问卷34份，比例94.4%；没提高问卷2份，比例5.6%。农业气象课程：提高了学习积极性与自觉性问卷26份，比例77.8%；没提高问卷8份，比例22.2%。
3.资料查阅能力提高对比。
农业推广课程：提高了资料查阅能力问卷36份，比例100%；没提高问卷0份，比例0。农业气象课程：提高了资料查阅能力问卷34份，比例94.4%；没提高问卷2份，比例5.6%。
4.自我分析解决问题能力提高对比。
农业推广课程：提高自我分析解决问题能力问卷36份，比例100%；没提高问卷0份，比例0。农业气象课程：提高自我分析解决问题能力问卷36份，比例100%；没提高问卷0份，比例0。
5.人际交往能力提高对比。
农业推广课程：提高人际交往能力问卷36份，比例100%；没提高问卷0份，比例0。农业气象课程：提高人际交往能力问卷24份，比例66.7%；没提高问卷12份，比例33.3%。
6.语言组织表达能力。
农业推广课程：提高语言组织表达能力问卷36份，比例100%；没提高问卷0份，比例0。农业气象课程：提高语言组织表达能力问卷30份，比例83.3%；没提高问卷6份，比例16.7%。
7.专业知识掌握全面程度对比。
农业推广课程：专业知识掌握全面问卷36份，比例100%；不全面问卷0份，比例0。农业气象课程：专业知识掌握全面问卷30份，比例83.3%；不全面问卷6份，比例16.7%。
8.综合素质提高程度。
农业推广课程：提高综合素质问卷36份，比例100%；没提高问卷0份，比例0。农业气象课程：提高综合素质问卷29份，比例80.6%；没提高问卷7份，比例19.4%。农业推广课程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学习兴趣、积极性与自觉性、人际交往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专业知识掌握全面程度、综合素质提高程度明显优越于农业气象课程；查阅资料能力与自我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相差不明显。可见，虽然任务驱动教学的优越于传统填鸭式教学，但应用任务驱动教学过程中师生共同根据课程需要、专业需求、社会岗位需要、个人兴趣设计任务的教学效果又比单纯由教师根据课程目标设计任务的教学效果优越。
四、结语
目前，各级各类职业院校的各门课程都在不断探索应用任务驱动教学模式进行教学，其目的旨在提高教学效果，提高学生的技能应用能力及综合素质。建议授课过程中，在教师的引导下，让学生创造性地探究设计学习任务，可以很大程度上体现学生的自我价值，而学生的自我价值一旦能够得以肯定，其学习兴趣与积极性、学习潜能则被无限激发，学生自然受益匪浅。
农业论文范文第6篇
所谓的农业保险，是指对种植业(农作物)、养殖业(禽畜)在生产、哺育、成长过程中可能遭到的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经济保障的一种。保险机构通过保险的形式，组织农业从业人员集体互助，使受损单位或个人得到应有的补偿，以便及时恢复生产，保证农业生产顺利进行。
我国农业保险是在近二十几年的时间内才逐步发展起来的的，虽然发展速度较快，但与城市保险市场相比，尤其是与农村经济的发展及农村对保险的需求相比，农村保险的发展速度却非常缓慢，远远不能满足“三农”发展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农村社会的发展。目前，农村保险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1农村保险种类单一
无论是从保险公司数量还是从农业保险品种上来说，目前的农业保险都不能满足农村发展的需要。与城镇居民不同，通常农民将财产保险放在第一位,而将人的身体的保险放在最后一位，然而保险公司在险种开发上基本上是以自我为中心设计保险产品,条款中的投保条件、费率、可保范围、缴费方式等一般都是固定不变、不可选择的,缺乏灵活性,抗风险能力也就较弱,尤其是专为农村设计的险种少,针对性不强。
1.2保险费用标准过高
由自然灾害导致的农作物的损失率和养殖物的死亡率通常较高，农业保险的费率也就通常高于一般财产保险和人寿保险的费率，因为只有通过较高的保险费率,保险公司才能够弥补成本甚至盈利。但是对于广大农民而言,这样的保险费率使得他们很难承受，再加上大部分农民的保险意识淡薄，所以很多农民普遍认为买保险是一件多余的事情。因此,当灾害来临的时候,受到损失的农业经济无法得到足够的农业保险的补偿,影响当地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1.3农业保险市场供给主体数量少
由于农业保险承保的风险发生的概率高,损失巨大而且覆盖面广,因此保险公司的赔付率也相对更高，从事农村保险有可能使得保险公司长期处于亏损状态。追逐利润的天性使得作为商业公司的保险公司不愿过多涉足农村保险。而专门从事农村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也没有能及时进入部分落后的农村开展农村保险业务,使得部分农村的保险业务呈现出相对萎缩的局面。
2拓展农业保险市场的对策
完善的保险市场必须具备四个要素：主体要素、客体要素、资本要素和生产要素。一个保险市场的发展,不仅需要成熟的保险人,也需要理性的投保人,农业保险业的发展更是如此。因此，拓展农业保险市场除了国家的政策支持外，还要在保险人和投保人两方面下足功夫。
2.1培育农业保险市场上的消费者农业保险解决的不仅仅是农业的再生产问题,更主要的是农民的生活问题,这与农村社会保障的目的是一致的,因此应把农业保险和农村社会保障放在一起考虑。对于农民来说，首要的问题是满足他们对于衣食住行的需要，所以在整个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农业保险只能排在较后的位置。当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后，便可以通过普及保险知识、提高保险意识来培育农村保险消费者了，这其中可采用的方法手段很多，例如组织保险知识讲座、挨家挨户讲解等等，让广大农民真正的了解保险、认识保险、购买保险、宣传保险，促成农业保险市场的良性发展。
2.2适时创新险种
农业保险在原则上要做到低保费、低保障、责任宽，农民易于接受，因此保险公司应充分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对原有险种进行技术改造，重点开发一些收费低、保额低、责任宽的适销对路的新险种，满足农民的需要，还应根据农业保险的分类有针对性的开发相应的险种。对于贫困和富裕地区的农民，也应该针对他们的经济状况和不同需求设计不同的险种。
2.3扶持保险公司发展
由于农业保险赔付率较高，所以保险公司承担的风险也相对较大，所以国家财政和各级政府应该对从事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应给予一定的地方性的税收优惠,在鼓励这些商业保险公司积极开展农业保险业务的同时,让利部分所得给广大投保户,适当降低农业保险的保费费率,增加农业保险供给。另外,各地应逐步加大金融保险行业的开放步伐,还要积极吸引专业的农村保险公司进入农村开展业务。毕竟,专业的农业保险公司开发的产品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除此之外，政府应该积极为农业保险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在政策、法律、经济等各个方面给予农业保险的扶持。同时继续推进科技兴农、减负减税以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在物质层面为推动农业保险发展创造条件。
【论文关键词】农业保险；保险公司；险种；保费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现状，指出了农业保险发展中存在的险种单一、保费过高、供给主体少等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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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论文范文第7篇
农作物一旦发生自然灾害，从组织上报、灾情核定，到保险公司拨付赔款，环节多，程序繁琐。有时存在查勘、赔付不及时的现象，一定程度上也是影响农民群众参保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就2014年而言，一亩小麦最高保险额320元，玉米最高保险额300元，一旦发生绝产，投保农户要清理地块，劳力少的农户，还要雇人进行生产劳作，其损失及农业投入额度，远远大于其赔付额，对于拥有大量土地的农业种植户而言，更可谓是“杯水车薪。”
二、保险操作不规范，引发误解
根据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相关政策要求，保险公司在办理保险和理赔过程中，一定要坚持与参保农户亲自签订保单协议，减少环节，使保单签订反映农民的真实意愿。但目前，大多数都是以村集体名义投保，农户只需在一张投保清单上签字按印即可。保险公司与每个投保农户签订保单协议工作面广、量大，任务异常繁重，难以实现。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引发农民误解。
三、农民收入多元化，种植收入比重偏低
当前，农民收入持续增加。就家庭总收入而言，农业生产收入所占比重较小，农民收入的80%以上来源于打工及其他工资性收入。而开展农业生产投入的种子、农药、化肥及人工成本的不断增加，使农民种地获得的纯收益逐年减少。目前，每亩每年纯收益也仅在1000元左右。为此，农民为土地投保的积极性，难以高涨。五、农业保险覆盖面窄，亟需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覆盖面仍需扩大、风险保障水平偏低、补贴分担机制不合理、巨灾风险的分担机制尚未建立、互助保险组织有待完善和发展。同时，目前，国家批准在山东种植业的农业保险险种只有小麦、玉米、棉花、花生4个农业险种，险种范围窄，与农民要求增加高效经济作物农业保险险种的要求不相吻合。
四、保险公司综合能力薄弱，自身建设有待提升
目前，保险公司技术人员少，力量薄弱，工作欠细致，无法签约到具体地块。尤其在农作物发生灾害时，时间过于集中，勘查定损只能采用抽样的办法，无法让每位参保农户满意，理赔压力大。同时，保险责任过少、保险金额偏低，难以达到农民的期望值。政策性农业保险不是公共投资，不是单纯拉动保费增长的工具，而是中央强农惠农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质上是一项重要的农业支持政策。
五推进该政策的实施应遵循“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主自愿、协同推进”的基本原则。
1、广泛宣传，转变农业保险“误区”
要持续加大宣传力度，提升农民群众开展农业生产的风险意识。彻底转变在农业保险工作上的“误区”。农业保险不是万能的。一方面作为农民，不要以为只要交纳了保费，农业生产不管遇到什么自然灾害都要求保险公司进行赔偿，这种观念必须改变；另一方面，保险公司的保险责任是有范围的，并不包括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所有自然灾害。
2、改进服务，完善查勘赔付机制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推行仅仅依靠基层政府并非长久之计。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保险业在农村将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保险公司要加强农村保险员队伍建设，加强风险管理，对受灾农户真正做到及时勘察、及时定损、及时赔付，有灾必查，有损必赔。同时，要坚持“五公开、三到户”的原则，切实做好承保、查勘定损、公示、理赔工作。按照“主动、迅速、准确、合理”的农业保险运作要求，做到投保程序简捷化、业务操作规范化，确保受灾农户及时得到赔款，全面提升农民群众对农业政策性保险的认同感，最大程度地取得农民群众的认可，最终实现农民得实惠，保险公司得发展的良性循环。
3、因地制宜，实施区域保险战略
政策性农业保险产品结构单一，各地种养业千差万别，地理气候条件不一而同。建议根据各地不同地块、不同产业情况，开发出针对性强的保险险种，以满足农民规避农业风险的多层次需求。积极探索农业政策性保险的新方式、新途径、新领域，在条件成熟时，探索增加干热风、低温冷害、低温寡照、旱灾等保险责任，切实让农民群众得到更多的利益和实惠。政策性农业保险不仅要遵循保险的特性和规律，还要遵循农业不同行业的特性和规律，把保险特性和行业特性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保障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科学可持续发展。
农业论文范文第8篇
（一）美国的农业公共产品投资
筹措社会资金增加农业公共产品投入。联邦政府直接拿钱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科研、科技推广等；联邦政府引导各州和地方政府支持农业发展，如国会有关农业科技推广的法令，联邦政府对接受法律条文的各州提供资金建立农业科技推广组织；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协调运用，以少量的财政资金用于政策银行的资本金和经营费用，使政策性银行吸收大量的社会资金支持农业公共产品投资；财政投资吸引私人投资，如美国的灌溉设施建设、农业科技、科技推广，既有财政投资也有私人投资；运用资金市场筹集支农资金。
明确财政支农重点。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危机为界，在此之前，美国农业尚不发达，财政支农的重点是生产领域，因此财政主要投资于农业水利、灌溉、交通等公共产品；此后，农产品大量过剩，政府财政支持的重点由生产领域转向流通领域，主要投资于农业科技、农产品储备、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等公共产品。
（二）日本的农业公共产品投资
日本农业公共产品投资的经验主要表现在：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一种工农业良性互动的关系，即工业和农业协调发展，两者相互补充、相辅相成；日本政府对农业的财政投资除部分直接用于兴建农、林、水产等公共产品外，大部分特别是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是采用补助金及长期低息贷款的方式发放给农民，同时通过补贴利息，调动“民间资本”投向农业公共产品，这就是日本颇具特色的“制度金融”；政府对农业公共产品的投资也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米价支持政策”到80年代的农业基本建设投资补贴再到进入WTO以来的以环境保护为导向的公共投资。
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公共产品投资策略
（一）韩国农业公共产品投资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韩国政府开始实施“以工补农”战略，采取各种措施大力发展农业，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新村运动”。新村运动在农业公共产品方面的投入主要表现在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如完善灌溉系统、更新农业机械、采用新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机械设备；同时还加强农业科技、良种、化肥农药的投入，农业推广体系的建设及对农民的职业教育。这是“新村运动”的核心内容。
虽然韩国的“新村运动”主要由农民进行，但政府在其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政府不仅是发动者、引导者，更重要的是提供大量的财政支持。据统计，政府每年的资助额占总投资额的比重一般都超过20%，最高年份可达59.2%。充分体现了政府在农业、农村发展中的作用。
（二）印度农业公共产品投资
印度政府推动的农业公共产品建设主要有以下方面：生产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土地整治、控制水土流失两个方面；投入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化肥投入、高产品种投入和农业机械投入；保证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有农村公路建设、农村能源建设、农业职业教育等。
在农业公共产品的建设中，印度政府从三条途径来筹集建设资金：增加计划投资，在每个五年计划中，农业的计划投资都占相当比重，如“一五”计划农业投资占计划总投资的18%，而工业仅占8%；“二五”计划农业为25%；“三五”为21%，且以后的各五年计划中从未低于20%。实行投入物补贴，印度政府的财政预算中，农业投入补贴占相当大比重。提供贷款保证，农业贷款是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印度政府大力发展信贷机构，扩大信贷额。印度的农业筹资和开发公司主要是利用外国农业投资，发放基础设施的项目贷款。
（三）巴西农业公共产品投资
1.仓储设施。在巴西，仓储按属性可分为三类：官方（联邦、州、市）、合作社和个人。联邦仓储设施由联邦出资建设，主要用于常规储备和储存按政府最低保证价格收购的农产品，其目的在于保护农业生产者，特别是中小农业生产者的利益，同时利用政府的储备在淡季时调节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合作社和个人仓储设备建设的资金主要靠补贴性农业信贷和自筹，其主要目的在于利用农业季节差提高经济效益。目前，巴西仓储能力基本上能够满足农牧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其收获后的损失率仅为5%，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2.水利灌溉。巴西水利资源丰富，河流纵横，降雨量丰富，但灌溉业落后。1985年政府制定了东北部百万公顷灌溉计划，五年内投资35亿美元，其中40%由联邦政府出资，60%由私人或国际金融机构资助。
3.农业科研与农业技术推广。巴西最重要的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机构是归属农业部的巴西农牧业研究公司和农业技术推广公司。1973年农业部将农牧业科研局改为巴西农牧业研究公司，大力培养农业科研队伍，到1985年就培养了2200名高级农业技术人才。农牧业研究公司的研究成果以有偿转让的方式出售，并由技术推广公司负责推广；巴西农牧业技术推广公司主要负责全国的农业技术推广和管理，同时建立各州、市的分支机构，加强对合作社、中小农业生产者的技术支持。
对改善我国农业公共产品投资的启示
（一）改变我国“城乡二元”、“产业不均”的公共品投资现状
1953-1955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在不断修订中确定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至此开始，公共产品的投资就出现了“重城市轻农村”、“重工轻农”的不均衡状态。严重抑制了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工业化已进入中后期阶段的今天，应借鉴日本工农业良性互动发展及韩国“新村运动”的做法，改变我国公共产品投资的倾斜战略，加大政府农业公共产品投资力度，走“以工补农”的新路。
（二）实现投资主体、投资方式的多元化
农业是一个弱质产业，农业公共产品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特点，投资收益不易、投资回收期较长。因此，农业公共产品的投资应以政府公共财政为主。然而，政府投资可以采取直接投资还可以采取间接投资，如政府通过参股、控股、经营权转让等不同的投资方式提高农业公共产品投资的效率；同时，农业公共品也可以由政府以外的投资主体进行，政府加以引导、规范界定产权等，使得私人资本、民间资本、外国资本等积极投身农业公共产品的建设。在这方面，日本的“制度金融”是一个典型，另外，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在积极引入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公共产品。
（三）优化投资结构
农业公共产品的投资要有的放矢、突出重点，分阶段有层次的进行。如美国农业公共产品投资从生产领域逐渐转入流通领域；日本的农业支持政策从“米价支持政策”到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再到环境保护；印度、巴西分不同阶段对不同公共产品的投资。现阶段，我国农业公共产品投资主要集中于灌溉、水利等“硬”的方面，农业发展后劲不足。因此，进入WTO后，我国要在保持以农田基础设施体系为内容的农业公共产品投资力度的基础上，努力提高农业科研、农业信息、农业技术推广、农业教育以及农业制度性等公共产品的投资，加大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四）改善投资的外部环境
投资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投资主体的积极性及投资的效率。因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要努力创造一个和谐、稳定的农业公共产品投资环境。如对于产权的界定、补贴的标准等都要有相关的法律、条文等加以规范；地方政府对于外界投资、外商投资等要有优惠的招商条件；同时对于破坏投资的违法乱纪行为要有规范并得到切实执行的措施。只有这样，农业公共产品的建设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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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农业公共品投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启示
农业论文范文第9篇
根据消费决策的五阶段学说，广东省省内客源休闲农业旅游决策过程具有如下的特点。
1.1问题识别阶段问题识别阶段是消费者感知到实际状态和理想状态之间存在差距，意识到自己的某些欲望需要满足。根据数据分析(见表1，下同)，在问题识别阶段，选择休闲农业旅行的动机主要有体验农家生活，回归大自然，占整个有效样本的42.4%，其次有31.2%的旅游者选择休闲农庄游是为了放松身心，缓解城市工作生活的压力之感，还有10.8%的消费者，选择动机是通过休闲农业游教育下一代，让孩子们懂得农业生产、农村生活和乡村文化之美。另有少部分消费者应工作接待需要或了解各地岭南文化而选择休闲游。
1.2信息收集阶段旅游产品的消费选择必定要经过信息收集阶段，在这阶段，需明确消费者信息来源的渠道。当今消费者最主要的信息渠道是网络，这说明在商业信息渠道选择中，网络已经取代电视、报纸杂志等传统的信息渠道成为旅游者获取休闲农业旅游信息的主要来源。在非商业渠道选择上，亲朋好友的信息来源因为具有较强的可信度，有近三成的被调查者选择。
1.3评价方案阶段广东省各地都在如火如荼地发展休闲农业，已发展相当数量具有一定规模、兼顾当地农业特色、有较强市场吸引力的休闲农庄，如顺德长鹿农庄、番禺的祈福山庄和万亩葵园、深圳光明农场、珠海农科奇观等。各地休闲农业经营者展开浑身解数，抢占省内客源市场。然而，旅游者对休闲农业目的地的选择有自己的评选标准，根据本项调查，消费者在休闲农业旅游中，影响他们评价和选择具体的旅游目的地的因素按重要性程度排序依次是：旅游设施、景点位置、旅游时间、旅游产品价格。
1.4购买决策阶段在购买决策阶段，本研究主要在出游时间、出游频率、休闲农业旅游花费、出游方式等方面予以调查。数据统计结果显示，消费者喜欢利用短时期的闲暇时间进行休闲农业旅游，主要包括周末和国家法定短假期；在出游频率上，有六成以上的被调查者每年休闲农业旅游的次数在四次以上，这说明对大多数50岁以下的城镇居民而言，休闲农业旅游是最主要的旅游方式；出游方式上，有近四成的消费者选择公共交通近距离旅游消费，自驾游的比例也很高，占了32.3%，这说明休闲农业旅游目的地要完善公共交通方面的建设，在目的地建立公共交通站以及大型停车场，满足越来越多的游客对旅游交通便利的要求；在休闲农业旅游花费上，有七成以上的被调查者所有的花费低于500元，由此可看出，在旅游市场，相对于出境游、名胜游等档次高的旅游项目，农业休闲旅游及相关的产品在消费者眼中档次较低。
1.5购后行为阶段游客到休闲农业旅游目的地游览结束后，会对整个旅游活动有一个主观的评价，从而形成对该次旅游的满意度。顾客是否满意会用相关的态度和行为进行表示，三成左右的被调查者对刚旅游过的农业休闲目的地有重游意愿，只有四成的被调查者有正口碑，会对周围的亲朋好友介绍休闲农业旅游的好处。由此可看出，广东省内客源对本省的休闲农业旅游项目满意度不高。这说明广东省的休闲农业旅游的发展不符合大多数消费者的期望，消费者认为不满意的方面主要包括：采摘的农产品质量没有想象的品质好，位置偏、交通不便利，目的地旅游设施较少、配套不齐全，相关的服务落后，价格偏高等。
2结论和发展休闲农业旅游的对策建议
2.1结论在研究中可以看出，休闲农业游客源主要来自于城市的工薪阶层，利用周末时间，进行“一日游”或短途旅行。他们主要通过网络及亲朋推荐选择相关农业休闲旅游景区。景区景点的可赏可玩性对游客的影响比较大，他们旅游的主要动机因游客类型而异，单身白领主要为了放松身心，感受人与自然的和谐和减负。而家庭式的游客是为了在游玩的过程让下一代了解农村生活、农业生产和自然界的亲身经历。游客在休闲农业旅游的花费普遍较低，多数人在500元以下。游客对休闲农业景区的重游率和好感度也不高，实际体验与游客预想存在着一定偏差，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游客对休闲农业的选择。
2.2发展休闲农业旅游的对策建议从广东省内游客旅游决策各阶段的特点可以看出，目前广东省休闲农业旅游的发展还没真正做到满足省内消费者的各种需求，仍然存在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为改善休闲农业旅游的经营状况，实现休闲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1)创建休闲农业特色，给予游客良好的体验感受。休闲农业旅游最主要的就是创建自身的旅游特色。建立自身的旅游文化内涵。使游客对休闲农业园区有良好的旅游体验。这对休闲农业景区提高收益，达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2)加强景区的交通设施建设。景区选址要得当，既不可破坏景区原有的自然风景地貌，也要适当地进行改造。景区的交通一定要方便，公共交通工具到达方便，同时景区要建立完备的停车场所和设施，方便自驾游的游客。(3)消费定价要符合大众消费水平。园区消费定价不宜过高或过低，定价过高会直接影响游客对园区的选择，定价过低会影响游客对园区的总体定位。对园区定价应采取合理的定价方法，如通过市场导向的定价法，需进行消费者调研，从而制定出一套符合大众游客心理预期的景区旅游价格。
农业论文范文第10篇
本文将在简要介绍彭头山文化稻作遗存与经济生活的基础上，探讨中国稻作农业的若干问题。
一、彭头山文化的稻作农业与经济生活
彭头山文化是近年新发现的一支新石器早期文化。已正式发掘过的遗址有湖南澧县彭头山[1]、湖北宜都城背溪[2]、枝城北[3]等。
经14C测定，彭头山遗址陶片碳素年代距今9100±120，8200±120年)。由于陶片中碳素来源问题尚未弄清楚，以上数据目前只能作为参考，并不完全反映遗址的真实年代。根据长江中游地区原始文化的谱系序列，以及关于现阶段中国境内距今7千年以前的新石器遗存的专门研究，彭头山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可以确认。其相对年代，在长江中游地区，早于大溪文化以前的石门皂市下层文化；在长江下游地区，早于余姚河姆渡和桐乡罗家角的早期遗存；在黄河流域，这支文化早于或相当于裴李岗文化。此外，它的许多文化特征与华南距今1---0．75万年左右的早期遗存相近。
目前，这支文化集中分布在洞庭湖西北与鄂西长江干流沿岸。这里原先的自然地貌是山区与湖沼盆地间的低山丘陵区，属于典型的山前地带。由于泥沙淤积、湖沼平原扩大，遗址现代位置已是平原中的小土岗丘，周围地形平坦开阔。
关于彭头山文化的稻作遗存，1983年冬，笔者调查并发现枝城北遗址时，曾在采集到的陶片中观察到碳化稻壳。1988年秋，在主持发掘澧县彭头山遗址时，又在出土的器物及红烧土块中再次观察到同样的遗存。由于这些稻壳在陶器制作过程中已被挤压变形，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故目前有关专家们还不能有把握地鉴定其种属。不过，考虑到以下几方面的理由，上述发现应当属于人类稻作农业的证据。也就是说，从农业起源的角度，它们都应是早期型态的栽培稻。
第一、彭头山遗址本身是一处具有相当规模的定居聚落，而且周围较平坦开阔的地形及自然环境也有利于稻作农业的形成与发展。
第二、在彭头山文化中，碳化稻壳的发现并不仅限于某一孤立地点，而是形成了实际的分布区域。
第三，通过彭头山遗址陶片的显微观察，其陶胎中夹有大量稻壳。这说明它们并非是制陶过程中偶然混人的杂物，而是有意识地将稻壳作为主要掺合料之一。
第四，即使今后的鉴定确认彭头山等遗址的稻谷有某些接近或属于野生稻谷的特点，那也难以排除它们属于人工栽培稻的事实。我国河姆渡所见稻作农业的规模及其成熟性均强烈地暗示，在它之前，至少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已经历了较长历史过程。
正因此，彭头山文化稻作遗存的发现证实，在长江中游地区，人类稻作农业的历史完全能上溯到新石器时代早期。
经初步整理，彭头山时期的生产工具由三部分组成：大型打制石器，细小打制燧石器，磨制石器，并以打制石器占绝对多数。其中，大型打制石器制作粗糙，无固定型状，作用多系砍砸。细小燧石器亦缺少正规样式，根据部分器物刃部的显微观察，其作用当以切割、刮削为主。在这里，磨制工具不仅数量极少，且种类单纯、个体偏小，只见有一种既可谓之斧又可谓之锛的样式，长约7—8cm，宽约4cm，双面刃。值得注意的是，与磨制工具形成鲜明对比，磨制装饰品却数量多，磨制精细，型态规整，并有多种类别，有的还有一面或两面对穿而成的孔。此外，在墓葬随葬品的组合中，也只是磨制装饰品与陶器，未出任何生产工具。以上这些现象说明，磨制石器作为一种工艺，当时已经成熟。但是，主要作用方向不在工具而在装饰品。正因此，在人类的价值观念中，工具尚不能同装饰品和陶器相与为伍。显然，这是以支配自然为特征的生产性经济尚处在初期阶段的真实写照。在彰头山文化中，以往的发掘还出土有水牛的完整头骨。估计在新石
器早期，水牛也已成为家畜种类之一。
综合考察彭头山文化生产工具的构成，以及稻作、家畜饲养遗存的发现，可以初步获得这样的印象：彭头山文化的经济生活以采集、渔猎为主，兼有水稻种植与家畜饲养，但规模有限。
二、关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
关于栽培稻起源的研究，很久以来就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大课题，并有“印度说”、“云南说”、“东南亚说”等多种不同主张，这些主张的共同缺憾是对考古资料重视不够。自70年代中期以来，因河姆渡等距今7千年以前的稻作遗存的发现，国内学术界“长江流域说”的主张日益占居主导地位，其中更有倾向性的认识是“长江下游”说。尽管考古资料的重要性不断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但是，囿于这种资料本身的局限，例如缺少精确纪年，发现新鲜资料有明显的偶然性，以及因鉴定分析手段落后，许多宝贵信息失之交臂，等等。事实证明，考古资料的积累虽然能不断地推动认识前进，但缺少认识能力本身的提高或理论的发展，要引导研究走向深入也很艰难。正是从这一角度来看待问题，可以说，关于稻作农业起源的讨论，目前已不仅仅是资料的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就世界范围而言，距今1万年左右，是人类从利用自然到支配自然的转变时期，与最后一次冰期消退同时，气候全球性逐渐回暖。在气候的支持下，农业于世界上许多地区相继发生。其中，既有稻作农业，又有旱地农业，并以不同的栽培作物显示了各自的区域特点。目前，人们倾向认为，世界农业的起源主要有三大中心。西南亚，小麦与大麦；东亚，大米与小米；美洲墨西哥及秘鲁，马铃薯与倭瓜、玉米：可是，1978年埃及库巴尼亚遗址发掘，据报导出土了1．8万以前的麦粒。尽管这些麦粒究竟是栽培种还是野生种尚难以论证，但愈来愈多的迹象表明，把世界早期农业的起源限定在几大中心之内的认识已经受到强烈冲击。看来要确认某种栽培作物确切的起源地，并把它同一定的农业中心联系起来，不说是不可能，至少也步履维艰。首先，适宜某种作物栽培而又拥有其野生祖本的范围往往十分宽广。以水稻为例，印度恒河流域马哈嘎拉遗址即已发现距今约
8500----6500年前的稻作遗存，其时代并不晚于中国。如就野生稻的分布而言，除中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外，·印度至东南亚均有分布。难道在这样的范围内就只存在一、二个稻作农业起源的中心吗？其次，人类的社会性生活，同时期不同区域间人类的相互往来，常常可使某些重要的发明创造在较短的时间内转达或普及到较边远的区域。那些力图将其中主动与被动各方清楚地区别开来的努力，在多数情形中都只是一种逻辑推导，离历史的本来面貌还有很大差距。再次，从野生植物的采集利用、栽培驯化到原始农业的形成，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独立发生亦或交互影响的形式都可能是极其复杂的。很难设想某个中心区域会单独直线地完成那个过程的全部内容，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向外辐射影响。因此，探讨农业的起源不能仅着眼于一些狭窄的区域。由过去的资料所观察到的那些少数“中心”，或许更应该看作是农业的早期发达区域。
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与世界范围农业的起源一样，也不是少数地区的孤立现象。对此，下面将继续进行讨论。
第一、中国东部大陆距今1万至7千年左右的新石器遗存，依纬度变化与自然环境的差别，各地都有不同的农业类型或栽培作物的品种。华南目前虽无栽培稻的直接证据，但普遍认为那里与东南亚一带类似，应有薯蓣和芋头。在长江流域，无论彭头山文化还是后起的皂市下层文化，以及下游的河姆渡，罗家角下层遗存，都以种植水稻而突出了本身的地域特点。在黄河流域，老官台文化，裴李岗文化以粟、黍为农业品种。在北方地带，沈阳新乐文化也有种植黍的记录。这些事实充分表明，农业的发生不是孤立的历史产物，而是以大范围的总体进步为其必要条件或基础，是人类不同部分在各自区域通过长期摸索、交互影响、共同促进的结果。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彭头山遗址发现的迄今我国最早的稻作遗存，并不能单纯地理解为长江中游是中国最早的农业区，而应进一步理解为是中国东部大陆已进入农业时代的标志，是农业在气候等自然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广泛发生的一种区域现象。
第二、在彭头山文化稻作遗存尚未发现之前，河姆渡早期数量巨大的同类遗存吸引了学术界的注意力，并由此导致了中国稻作农业可能发端于长江下游的认识倾向。现在，这种认识是否又要予以修正呢？事实上，长江中、下游地区不仅纬度相同，自然条件类似，而且：彭头山与河姆渡遗址所在具体地理环境也大体一样。此外，河姆渡第四层稻作农业的规模及生产方式也已明确地暗示，在它之前肯定还有一个与彭头山文化相当的早期发展阶段。这就意味着：无论长江中、下游都应该是中国最早的稻作农业区。
第三、与长江流域稻作遗存最早年代不断向前延伸形成鲜明对照。华南地区至今尚无7千年以前的农业证据。这里的巨大反差，并不适宜作为将那个地区排斥在稻作起源范围以外的理由。古气候学的研究表明，距今2.5—1.1万年是中国近10万年来气候最干冷的时期，为大理冰期峰期阶段。于这个阶段，中国大部分地区都受到严寒气候的侵袭。长江中下游地区，距今21500—15000年尚有含绿乔木树种的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到距今12900年左右，被以柏科和环纹藻为主的植被取代，反映气候渐冷，其后还出现常绿树绝迹的干冷草原，气温比现代要低8℃左右。概而言之，长江流域当时属暖温带气候。而现代直抵河南南部的亚热带气候，当时则收缩到北纬24以南地区，亦即广西中部以南。如果说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农业先前可能还有一段较长的准备过程，类似埃及库巴尼亚麦粒所暗示的那样。那么，这时期自然条件最适宜的区域应当首推华南。至于长江流域，此刻可能因气温较低而危及到普遍野生稻的存在。距今1.1万年以后，随气候全球性回暖，长江流域的气温在距今7500年以前大致只比现代低l℃一2℃，显然，这一阶段环境的变化已给农业的发生与兴起创造了条件。不过，现代栽培籼稻与粳稻种植的纬度分布研究又表明，北纬30~左右是这些品种的变异区，以北地区是粳稻，以南是籼稻。一般认为，粳稻应系“籼稻在从南向北(以及从低地向山区)的传播过程中，由于进入温带(及山区)以后适应气温较低的生态环境而出现的”变异型。假如这种认识无误，那么就难以想象正好位于变异区域的长江流域，就恰好是中国水稻起源的最早地区，并由此往北传播构成粳稻分布区，向南扩张形成籼稻分布区。
第四、栽培作物的起源与陶器、磨制石器，家畜饲养、聚落的发生与兴起一样，实际上，都可以看作是一种文化现象，它们都是人类认识与支配自然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通过已有考古资料的分析不难发现，距今1万至7500年左右，华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已基本具有与长江中游地区相似的发展阶段；尽管各自进步的速度可能有一定差别，但许多共见的因素，如陶器胎壁上薄下厚，穿孔石器数量较多，有打制的细小燧石器等，都说明它们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交
往和联系。此外，这一时期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河旁阶地遗址，在华南地区也已存在，据调查广西桂平大塘城遗址的面积就达1万平方米以上。总之，相似的发展阶段，相互间存在的交往，以及已经出现的大面积露天遗址都在暗示，华南作为既有野生稻分布，又有适宜的自然环境，还有长期人类居住和活动的地区，它的水稻栽培史当不会晚于长江流域。
正因此，在中国，与其将长江流域当作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不如将其看作是稻作农业的早期发达区域。即使认为这些区域就是某种意义的“中心”，那么在中国也不止一个或二个，而是更多。而且，所有的中心，可能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经历。
三、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的发展阶段
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的初始年代，现在尚无任何直接证据，这里只能分析已明确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情况。
由于稻作农业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因此，探讨它的发展就不能仅着眼于稻作遗存本身所提供的资料和信息，还应该从有关文化的发展，与外界的交往和联系等多方面予以考察。
根据已见诸报导和笔者掌握的资料，并利用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的成果，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的发展大致可区分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距今1万年或更早———7500年)
这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早期。真正属于这一阶段的资料还很少，目前只能以彭头山遗址和华南的发现来说明问题。
1．在这个阶段，稻作农业已经出现，人类的生活方式正朝有利于农业稳定发展的方向转化，但生产规模有限。在洞庭湖地区，人类居住的自然环境已由过去的湖沼边缘的高岗步人四周地势更为开阔的低岗。在华南，一些河旁阶地也出现了早期的露天遗址。显然，这些变化都反映了人类发展农业的努力。不过，那时各地都以打制石器为主的工具构成，说明生产能力低下；同时，亦从侧面证实采集与渔猎仍占有更重要的地位。
2．根据近代民族学的研究，当时稻作农业的生产方式可以属生荒火耕类型。由于南方酸性土壤的影响，彭头山遗址并未发现任何骨、木器等有机质工具。但是，考虑到遗址所处地理环境，有理由认为，这类器具应是主要的农具种类。
3．有迹象表明，这一阶段稻谷的某些特点接近野生稻。仅从稻种的演变与人工选择角度，本阶段或许可称为“原栽培稻时期”，其基本意义是，人工栽培过的稻类不只一种，经人工选择后的主要栽培稻类稻种也在不断演变。
第二阶段(距今7500口—5000年)
这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中期阶段，其间还可根据文化的整体发展再细分为前、后两段。六千年以前是前段，随后是后段。前段的代表有长江中游的石门皂市下层文化，下游的河姆渡与罗家角下层遗存等。后段的代表有中游的大溪文化，下游的河姆渡中、上层与马家浜文化等。
于前段，稻作农业具有如下特点。
1．稻作农业在人类经济生活中开始占居主导地位。河姆渡第4层发现了大量稻作遗存，以及数量众多的农业生产工具。罗家角第4层的发现也与河姆渡的情形类似；而且在土壤的孢粉分析中，禾本科植物孢粉竟占97％。由此可见，这时稻作农业的规模已远过了第一阶段。
2．根据部分完整谷粒的鉴定，河姆渡第4层稻谷属栽培稻籼亚种中晚稻型。它表明大约距今7千年左右，我国水稻种植已进入真正的“栽培稻阶段”。
3．熟荒耜耕成为生产方式的突出特点。河姆渡大量骨耜的出现，不仅意味着土地可能有了某种程度的翻耕，还意味着排、灌水的技术也有了利用。
与中期前段相比，后段稻作农业总体上并无重大变化，但仍有一些进步引入注目。
1．在生产工具中，骨木器数量与种类明显减少，磨制石器成为主力工具。河姆渡，罗家角都存在骨木器逐渐让位于磨制石器的趋势，而至年代稍后的吴县草鞋山，常州圩墩等马家浜文化遗存，磨制石器已基本取而代之。圩墩中层的穿孔舌形石铲，最大者长95cm，刃宽12.5cm，就可能是一种与前段骨耜的功用相似的农具。它的使用指示了土地翻耕面积更有扩大。在长江中游地区，大溪文化磨制石器的数量与种类也显著增加，并有一种“巨型石斧”，红花套所出长43.1tm、大溪所出长38cm。目前，这种器具的真正用途尚值得讨论，因为出土数量并不很多。但是，它的存在表明，它在生产中可能承担的任务已由别的工具分担了。否则它就难以成为具有其它意义的器类。就总体而言，大溪文化时期人类对土地的开发也远甚于以前。
2．农业的规模较前又有扩大。在长江中游地区，从新石器早期以来一直存在的打制细小燧石器，大溪文化中期开始全部消失。更重要的是，各个地区此刻的新石器文化无论哪一方面都呈现出一个空前繁荣的景象。显然，这种局面与经济的发展存在因果联系。
第三阶段(距今54千年)
这是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在以前发展的基础上，农业又跃升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如果将这个时期也区分成前后二段，那么发展的线索就更为清楚。
1．通过各地区的建筑形式与墓葬资料，人类社会的贫富分化从这一阶段前期开始已日益明显，私有制正逐步滋长。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的房屋不再类似大溪文化以单间为主，而见横列多间式，隔墙有门相通。在长江下游，崧泽文化墓葬随葬品数量的差距也在拉开，男女合葬墓出现，还有用猪下颌骨随葬以示财富出众的现象。至此阶段晚期，私有制更有发展，僧侣集团形成，人类社会进入到前国家形态，浙江余杭反山·瑶山良渚文化祭坛及墓葬就是极好的实例。私有制与阶级社会的产生标志着以土地公有集体劳动为特征的原始农业阶段的结束，一个土地私有或分配到个人的，并以个体劳作为特征的新阶段的到来。这时，剩余产品生产成为新的社会现象，一般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地位迅速提高，墓葬随葬生产工具的数量与单位均大幅度上升。
2．农业工具与耕作技术进步，晚期尤为突出。良渚文化中的三角形犁状器、双翼耘田器、斜柄刀等，一些学者认为可能是“石犁铧”，中耕用具及开沟槽的“破土器”。尽管这些工具的确切用途尚待深究，但还是标志着某些新技术已被实用。
3．如果说长江流域在新石器中期以前可能以较大优势保持着稻作农业的领先地位，那么这时期它与其它地区的差距就在不断缩小。于此阶段，从云南到福建，整个南中国的广大境域内稻作农业的证据比比皆是。其中广东石峡文化更以其富有地方特色的农具，以及墓葬资料所反映的阶级分化，表明这里稻作农业的生产规模，社会形态均与长江流域处于相似阶段。
4．稻作农业的自然分布区扩张到了黄河流域。以现有发现，黄河流域稻作的证据集中在中、下游，其年代大约始于庙底沟类型及以后。至于其种类还不十分清楚，可能有粳稻。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这样认为，在中国史前稻作农业发展的三大阶段中，第一阶段应是原始稻作农业的起步阶段，第二阶段应是原始稻作农业的发达阶段。至于第三阶段，基于社会形态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它很可能已不再适宜继续归属在原始稻作农业的范畴之中。
结束语
本文在简要介绍彭头山文化稻作遗存的基础上，进而讨论了史前稻作农业的起源及其发展阶段等问题。显然，这里的讨论只是初步和粗线条的，有些认识更不免偏颇，期待各位的批评指正。
注释
[1]参阅《湖南对彭头山遗址进行正式发掘》，《中国文物报》1989年2月24日。
[2]《宜都县城背溪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宜都县城背溪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5》。
[3]《宜都县枝城北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5》。
[4]北京大学考古系14C实验室测定，半衰期5730，未经校正。
[5]游修龄译：《最早的粮食生产》，《农业考古》1988年第2期。
[6]游修龄：《对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出土稻谷和骨耜的几点看法》，《文物》1976年第8期。
[7]《广西桂平县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考古》1987年第11期。
[8]《桐乡县罗家角遗址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19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