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式英语跟美式英语有什么不同

澳式英语跟美式英语有什么不同

　　casino：赌场

　　十九世纪中叶，美国和澳大利亚出现淘金热，大量华人漂洋过海到了加利福尼亚和维多利亚（从此在中国人的语汇中有了“旧金山”和“新金山”的说法）。在金矿劳作的福建人和广东人在晚饭后常常赌博，他们互相招呼着去某个地方赌博，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开始了”。“开始了”的闽南方言发音听起来就像“卡西乐”，即是白人耳朵里的casino。现如今，不只是拉斯维加斯和墨尔本的赌场，世界上任何地方的赌场都叫casino。

　　geek: 看；瞧

　　在美国英语中，这个词指“社交笨拙的人”或“保守而乏味的人”。美国英语还拼写为geck，本来是苏格兰语借自荷兰语的词，本来是“嘲笑”或“蔑视”的一种手势。当代美国英语多指对计算机痴迷的人。在美国英语中，alpha geek指的是“当你的电脑出现故障时可以帮你解决问题的人”。目前，geek已经很少有贬义了。但在澳大利亚英语中，geek含有“看”（a look）的意思，如短语：to have a geek at something;to take a geek at someone。澳大利亚英语中的意思来源于英国英语方言:to peep，to look intently,spy, peer ……

　　grog: 啤酒

　　在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中，grog指的是由朗姆酒和水勾兑而成的含有酒精成分的一种饮料。而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grog指的是各种酒（不是用水勾兑的），特别是啤酒。澳大利亚人似乎把啤酒当水喝，这种习俗在语言中也有反映。

　　jumper：毛衣

　　“毛衣”在美国被叫做pullover，在英国叫做sweater。现在大多数人都知道sweater。但澳大利亚人坚持使用jumper，这或许和澳大利亚羊毛的上好质量有关。澳大利亚人很少说pullover和sweater，在他们的眼里，毛衣就是jumper，而sweater有别的意思，pullover又不够档次。

　　mandarin：澳洲柑橘

　　这个词指的不是橘子或广柑。mandarin是中国种子，生长在澳大利亚的一种水果。比橙子小、扁平状、皮松水多、呈红黄色，为大多数人喜欢。清朝官员的官帽顶端的那个红色装饰物似乎也跟这种水果形状类似。这个词的首字母大写，意思是汉语“普通话”。历史上，穿黄衣服的清朝官员往往被称为mandarin。

　　Righto： 好；可以

　　表示同意对方的观点或接受对方的要求，相当于all right，OK。

　　tea：一顿饭

　　在澳大利亚英语中，tea很可能说的是一顿饭。如果你听到澳大利亚朋友说“Are you coming home for tea?”那很可能说的是吃饭，而不是喝茶。如果在召集朋友吃饭聚餐的场景下，有人跟你说bring a plate之类的话，那么，那个plate肯定不是说“带一个盘子来”，而是期望你自己在家做一道菜，带出来与大家分享。

　　在中国，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异，一种蔬菜有若干名称很常见，使事情复杂化的还有不知其名（没有名称）的情况，去市场买菜，指着不同的菜问卖主是什么菜，回答是：这是一种白菜，那是另一种白菜，那边的又是另一种白菜（如果加上方言区的名称，那就更为混杂了）。在中国，蔬菜名称是这样，专有名词和文化负载词也不例外。两千多年前，汉字的书同文解决了大问题，上世纪开始推广普通话也见到了一定的成效，但在物同名（统一名称）方面却没有多大进展。人们似乎没有这个意识，专门的机构也没有把这方面的工作做好。位于北京的圆明园至今在英文中还有五种不同的称呼（Old Summer Palace，Yuan Ming Gardens，Yuan Ming Yuan，Yuanming Yuan, Garden of Perfect Brightness），过了这么多年，现在在中国媒体听到和看到的“长江”仍然是英文的“扬子江”（Yangtze River），“珠穆朗玛峰”还是那样，被称作带有殖民色彩的“艾伏瑞斯特”（Mount Everest）。思想家老子的名字竟然在同一种文字中有六种不同的写法Lao-tzu，Laoze，Lao Tzu，Lao Zi，Laozu，Laozi。他老人家要是还健在的话，那还不给气疯了？作为“龙的传人”竟尚未规范“龙’的译法。把“龙”意译为英文的dragon吧，又觉得不合适，一是因为龙和dragon本不是同一种动物，长得也不一样；二是因为英文的dragon普遍被认为是邪恶的象征，而“龙”在中国人的心中是吉祥的图腾。所以，大多数中国人认为不能把“龙”译为dragon。但是，用汉语拼音的long也有许多不便，因为long本身是个单词，与“龙”的含义和发音相去甚远。采用海外流行较广的loong？现在看来，大陆同胞未必能接受，时间还不成熟，对文化负载词的处理，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经过“书同文”后，中国人正在经历“语同音”的'考验，“物同名”和名称的规范还没有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但分析澳大利亚英语文化负载词的特点和形成能给我们以启示。事物名称是可以改变的，我的东西我命名，这是地球人都能理解的人之常情。1927年，澳大利亚首都从墨尔本迁往新址Canberra(堪培拉，土著语，据说意思是“开会的地方”)，尽管国家元首伊丽莎白二世当时还读不准Canberra这个词，但澳大利亚首都的名称一直沿用至今，国家的首都用了个外来词，这种情况发生在二十世纪，确实少见。人们不禁会问，澳大利亚人当时是一种什么心态？1985年，澳大利亚政府把澳洲中部的巨石山“艾尔斯岩”（Ayres Rock）改为Uluru(土著语)，归还土地，连名称也一并归还。

　　从民间到政府，澳大利亚人对待语言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同时也是自由灵活的。无论是普通名词还是专有名词，无论是创新还是借用，无论是新瓶装旧酒还是旧瓶装新酒，在澳大利亚，体现本民族特点的创新都会受到鼓励。在美国人和英国人面前理直气壮，对北半球的英语是该吸收的吸收，该摒弃的摒弃，在语言表达方面信心十足。与加拿大人和南非人相比，澳大利亚人的话语权把握的比较到位。在澳大利亚，人们感受到的是，语言在为人类社会服务，人类社会不受语言文化的约束。澳大利亚人的语言观在陆克文总理的题为“澳大利亚中国与世界”的讲话中也有体现（Australia and China in the World, the 70th Morrison Lecture,23rd April,2010），澳大利亚人的语言观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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